我叫姜殿君，1990年12月5日出生在中国。离开中国前我曾是一所公立中学的教师，任职七年。2022年12月6日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想通过这篇文章聊聊我的反共人生。
幼年和青年
在我小的时候家人和我讲，由于祖父曾是国民党军官，文革中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遭到残酷迫害，全家五口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祖父经常被红卫兵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殴打和批斗。父亲及其兄妹成了黑五类子弟，全家人备受鄙视和欺凌，他们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就是屈辱和饥饿。自我记事起，爷爷的精神状态就不好，总是一个人喝闷酒。那时我听到这些故事，觉得爷爷很可怜，因此我从小就对共产党没有好印象。虽然那时候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理性认知，但也从来不是“小粉红”，从没有喜欢过共产党。
在我上初中时，我发现历史课本里的内容与长辈的口述不符。比如课本里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商人们对此政策热烈欢迎并积极拥护。可听长辈说们，在那个年代，我曾祖父的企业被没收，为了抢夺像他一样的商人的财富，共产党杀害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为此自杀。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教科书在撒谎，政府并不想让我们知道许多真实的历史。
上高中后，我发现政治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与现实社会不符。比如教材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并且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工人，却多是拿着很低工资并遭受不公正对待，并且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艰难。那时我意识到，教科书不仅掩盖事实，还颠倒是非扭曲事实。与此同时，高中巨大的考试竞争压力和残酷的打分排名机制也让我十分痛苦。我意识到这种洗脑加应试的教育对人会有很不健康的影响。
上大学后，我学会了“翻墙”，我通过VPN软件打开了油管和推特。在接触到了自由的网络世界中大量真实的信息后，我深受震撼。我看到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殴打、监禁甚至活摘器官的报道、看到了有关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录片，看到了中共建党以来对中国人犯下的无数滔天罪行，看到了各种政府强制拆迁和相关维权律师被逮捕的新闻。这时我意识到，许多中国人认识不到历史的真相，并容易受到政府宣传的蒙蔽。由于我所学的专业与教育相关，我通过学习了解到教育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于是我萌生了一个理想：通过教育引导中国的年轻人认清真相，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和反抗精神，从而在未来改变中国的专制社会状况。
在中国做老师
于是在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到一所中学做了英语教师。我带着读书时“唤醒年轻孩子”的教育理想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授课中偶尔将课本知识结合新闻时事和历史故事做讲解，试图“反洗脑”。我发现这样的教学风格孩子们很喜欢，他们觉得我讲的东西新奇有趣。我还发现我的“反洗脑”教育对学生们认识真实的中国是有帮助的，有不少学生和我说他们在上过我的课后便不再相信政治教科书中的谎言了。
在中国的课堂上发表“反动言论”很容易面临危险，虽然学生们通常都替我“保守秘密”，但后来还是被学校的领导知道了。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中共政府出台了极端残酷的“清零”政策，在全国实施了恐怖的封城措施，让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政府把人们像囚犯一样监禁在自己家中，甚至押送到集中营中，“大白”封人家门并殴打百姓，酿成了无数人道灾难，非正常死亡事件比比皆是。在那段时期，我在课堂上批评政府的极端政策，将上述“清零”防疫的弊端讲给学生们听。我的言论被汇报给了校长，校长严厉指责我污蔑党和国家，禁止我在课堂上发表类似言论，并威胁说如果继续这样做便叫警察来逮捕我。离开校长办公室后，我很沮丧并痛苦，我不明白为何有人会举报一个替人们说出真相的人。
赴加拿大留学
我逐渐认识到，一个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教学自主权的教师，是不可能为学生提供真正优质的教育的。虽然遭遇了打击，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教育理想。我多年来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想法，我深知宴阳初、陶行知等民国时代的大教育家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改变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海外留学经历。并且由于我在中国经历了威胁打压和“清零”防疫政策，内心时常怀有恐惧和不安，所以在2022年8月，我离开中国赴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所学专业也是我钟爱的教育学。
来到加拿大读研后，我在中国因恐惧和压抑而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极大缓解，我亲历了校园里关爱原住民儿童“橙色T恤日”活动、目睹了各处张贴的LGBT平权海报、体验了可以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课堂、结识了与我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我经常为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无比感动。2022年10月，我还与两个朋友一起在校园里张贴了声援“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先生和中国各地“白纸革命”的海报，海报上写着彭先生的名言：“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我深感自己有责任去为受迫害的同胞发声。
加入中国民主党
那段时间，多伦多诸多民运组织也纷纷站出来抗议中共的“清零”政策。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勇敢站在多伦多街头公开抗议中共暴政的人，他们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里面有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也有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看到了他们的抗议后，我深受感动和震撼，我按捺不住悲愤和激动的心情，也迫不及待地想加入他们。于是我通过谷歌搜索找到了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网站和联系电话，在和余厚强主席通了电话后，我在2022年12月6日第一次赶赴多伦多的党部参加了民主课堂活动，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党。
加入中国民主党后，我结识了许多与我三观一致的党员。王军涛主席和余厚强主席主讲的民主课堂，让我认识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的源头是共产极权的专制制度，而想让中国变好就必须“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
民主课堂让我对中国教育有了新的思考：我发觉中国学生之所以有极端激烈残酷的考试竞争，同样是由中共的专制造成。中共想控制言论思想学术，所以剥夺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制定出整齐划一的教材内容和高校招生录取方式，这种单一的招考模式严重加剧了学生的考试竞争压力，由此导致的极致“内卷”恶性竞争严重摧残了中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小孩考试压力过大只是由于人口太多，是正常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自由开放的社会会自发产生多元的招生录取形式，这会极大地分散和化解单一招考形式下的考试压力。而中共的极权主义却厌恶多元，这只能造成教育内卷的恶性循环。
对中共和中国教育的思考
此后，我积极参加了许多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记得第一次在街头喊出“打倒共产党”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想起了被“清零”逼得跳楼自杀的快递小哥，想起了被中共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被机枪和坦克杀死的年轻学生，想起了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的数千万同胞，想起了我自己在中国遭受的言论打压，想起了我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爷爷。
最近一位朋友在媒体上看到了我在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门前声援狱中的政治犯高智晟律师的照片时，问我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这么勇敢。我对她说因为我实在痛恨中共的极权专制，如果在自由世界我还是害怕恐惧不敢发声抗议，那我就不配拥有自由。如果我们每个人面对暴政时都团结并勇敢，共产党就没办法统治下去了。我一直笃信托克维尔的名言：“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
对一个在中国有过教学经历，并呼吸到了加拿大自由空气的人而言，我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中国教育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善。这也是虽然中共内部的一些教育专家提倡了几十年“减轻学生负担”，而实际情况却是越“减负”学生考试负担越重的真正原因。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逻辑后果，若想改变中国的教育，就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我们每一个认清真相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推翻中共的极权统治，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自由和权益，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尊严。
中国民主党党员 姜殿君
2023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