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与中共的没落瓦解
——记我眼中的中国民主党
我的政治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我父亲的经历有所关联。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父亲也曾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事后遭受到了中共的秋后算账，在单位一直被打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热情逐渐被现实的沉重所磨灭，开始对中国民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甚至偶尔发出消极的声音，比如质疑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是否有资格享受民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眼中王军涛主席的形象，他和我的父亲年龄相仿，却勇敢地选择了反抗，凛然面对镇压，远赴异国他乡依然坚持反抗，就这么坚持了48年。他就像是我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父亲，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坚持和勇气，不仅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
就是这样一位领导着千军万马的大主席，新闻舆论中的焦点人物，在和他接触多了之后，我觉得他是那么地甘愿做民主运动的铺路石。王主席率先提倡，并自己践行着街头运动，坚持每周都上街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声音极其洪亮，我曾拼劲全力想赶超他的音量，始终望尘莫及。历史是由具体的人推动的，民主运动统计数字背后都是用人的时间、精力、金钱、汗水乃至血液铸就的。王军涛主席用他的行动和坚持，也为我们构筑了中国民主党这个平台，让我们也可以试着活出尊严，恢复自己的本能和勇敢，同时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付出自己的努力。
在我看来，王主席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的政治智慧和包容，善于集结不同立场的人士，找到共识和相同的目标，这也是在干翻中共过程中的一个必备素养。这不只是一种胸怀，更是睿智。在“和理非”与“勇武派”之辩、在“驱除中共、恢复中华”与“不同民族各自独立”之争的不同意识形态背后，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观点虽然大相径庭，甚至存在激烈冲突，但都是在中国民主进程中需要好好去对待和回应的呼声和设想。没有必然的对错，只有不同的视角和尝试。王主席的智慧正在于能够联合各种思潮的反抗人士，在推翻中共这一目标上步步为营地向前稳步推进。这其中也包括饱受习近平压榨和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吏，王主席的原则就是“不要害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枪口抬高一寸”，从来没有说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反而给了他们指了一条活路和明路。
比起对毕业于中美名校的王军涛博士的钦佩和仰慕，我真正加入中国民主党的原因其实还是接触了加拿大委员会的余厚强主席和赖昌丰秘书长。
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中，余厚强主席的经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创始人，余主席的个人经历就是对中国民主运动不懈追求和牺牲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年，他参加过六四民主运动，亲历了那场风雨如晦的历史时刻。之后，尽管坐过中共黑狱，直到在加拿大定居，有了安稳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之后，仍然心系中国的民主事业，在2018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他的带领下，加拿大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
海外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深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理解和关怀愈发淡薄，反而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认为批评中共就是在否定中国和他们自己。这种扭曲的感情，让他们对中共开始抱有一种违背理性的忠诚和眷恋。余主席没有和这些人公开辩论，而是默默地用他的心血和汗水去诠释着中国民运前辈的情怀。尽管他在加拿大有着稳定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他的心却始终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同在，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中共病毒肆虐期间，余主席曾经身患重症，至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和严重的后遗症，但这并没有击倒他，而是继续冲锋在反抗中共运动的最前线。他的人生经历和选择，给所有已经逃离中共魔爪的中国人以启示：不论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美满，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根——中国和中国人民。
加拿大委员会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元老是赖昌丰秘书长，他在中国民主党中的影响和贡献远超过他的年龄。奉献、实干还非常时尚，我最早浏览加拿大委员会网站时就是被他的身影所吸引，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艺术家，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有个性和活力在一个自由国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街头行动的领导者，需要有足够的人格魅力。赖秘书长不仅以他醒目的个人品味脱颖而出——比如他那标志性的发型和独到的穿搭，更以其默默的付出和实际行动为中国民主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赖秘书长的背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担任高管的他，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在处理党务工作时游刃有余，更使得他能够深刻理解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有效地协调各种资源和力量，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在赖秘书长的现场领导下，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功举办了数十次重大活动，无论大事小情每一次都是他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不仅限于组织策划，更包括为推动民主事业付出的财政贡献。赖秘书长的无偿捐献，为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也吸引了许多其他年轻人加入到中国民主运动中来。
中国民主党正面临一个重大发展机遇，今年王军涛主席在党课中曾经这么讲过，他也是身体力行去主动抓住这个机遇。
今年3月初的国是会议第一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民主党重要的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点。这次会议的核心并非在于立即解决所有问题或提出具体执行计划，而是在于为中国的未来定下一个框架性的方向。在众多观点和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为接下来的具体实施和行动提供指导。国是会议的“是”，之所以写成“是否”的“是”而不是“事情”的“事”，正是因为它试图在众多复杂的议题和观点中找到共同的立足点，目标是为了明确解体中共及此后的中国民主化方向，要避免陷入无尽的争论之中。这次会议的十大宣言就是确立了一系列共识。
中国民主党的殊胜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团体，而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中国民主党曾在中国民政部申请注册，也明确表示过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参与中国政治、力求执政的政治目标。这种身份和定位，使得中国民主党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道路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责任，也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和头号敌人。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如还政于宪、开放党禁、解放报禁、民选政府、司法独立、军队国有化等，不仅是民主党自身的行动指南，更是对未来中国社会架构的超前设想。这些纲领性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国是会议所希望达成共识的核心部分。通过这次国是会议，中国民主党再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作为一个政党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建立共识、明确方向，中国民主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描绘了一幅愈发清晰的蓝图。未来的道路或许艰难，但有了这次会议的指引，有理由相信，中国民主运动将更加坚定和有力地向前推进。
从我自身的历程来看，我的政治觉醒与很多人的经历大不相同。天生反叛的我，从未轻易真正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洗脑。我记得，在2003年我刚步入大学校门，便勇敢地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教组织的文章。那时候，我对民主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我的行动更多是出于对公正和真理的本能追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批判性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了解，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这就是个非法窃取了中国政权的恐怖组织。尽管我在国内从未参与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唯一参与的一次投票是选举学校老师作为候选人的市人大代表，面对我既不认识，也不认同他们事迹的候选人，我果断选择了弃权。关于六四，我长时间以来的看法是，那是一场残酷的屠杀，而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则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党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更加清晰地看到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以及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意义。
我坚信中国民主党以及我们加拿大委员会每一位党员都可以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我自己，则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继续以我擅长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伟大的事业中，为中国的民主奋斗。
我梦想着有一天，所有中国人都能够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生活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中。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这一天终会到来。
党员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