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何以被称为后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作为一种对政治体制的描述，通常指由一位或一小群人掌握权力，他们通过严格控制民众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来维持权力。这种制度通常具有高度集权和压制性，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被一些观察者描述为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因为它由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政府对公民的行为、言论和思想实施严格的监管和控制。这种体制下，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受到限制，而党的权力几乎无限。
然而，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在笔者看来是更能准确描述中国社会现状的政治学概念。关于此概念，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的序言中曾经对此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后极权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
在该书的序言中，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李慎之先生继续给予了如下论述：“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诚然，随着中国共产党专制的全面深化，极权主义不再能准确描述诸多中国发生的新现象。经历了极权主义的驯服后，后极权中国的镇压机制与民众行为已然发生了变化，残酷的专制变成了比日常作息更平常的习惯，无条件的服从、配合乃至助纣为虐成为了天经地义的成功者的人生路径，是非对错不再是衡量良政与恶政的标准，乃至善恶已然成为最幼稚可笑的过时观念。
二、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对其引以自豪的镇压机制早有生动的自我描述：“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可见，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共，其对镇压民众的决心毫不掩饰，无须披上任何诸如经济发展、民族主义等的华丽借口以掩饰。
中共政权在如今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其党控制一切的镇压机制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但形式和手段从毫无掩饰的极端暴力转化为了如呼吸一般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中共的镇压机制可谓包罗万象，渗透深入至社会运行乃至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乔治·奥威尔《1984》中对一切掌握着最终解释权的“真理部”已然不再只是一个或若干个政府机构，而是成为了几乎每位中国民众大脑中的出厂设置。
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像极了如今已被中共要求内化于手机操作系统中的“国家反诈中心”，被装载进入了民众的深层神经网络中，时刻发挥着对设备之内的信息进行删除、篡改、拦截乃至全面劫持的功能。正如哈维尔所言，支撑着此种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诸如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
比哈维尔的描述更为冷峻的现实是，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不仅以恐惧作为镇压的利器，而是让恐惧转化为了一种民众与生俱来的本能，一种司空见惯的基本习俗和秩序，以至于人们已然忘记了导致他们绝对服从的真实原因是政府的暴力，全然无法意识到促成他们心甘情愿配合奴隶主的心理机制是极致的恐惧。
三、后极权主义治下的中国民众
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按照此种论述，后极权社会中，恐惧已然成为人们几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成为所有罪行的最佳借口和动机。
笔者看来，恐惧并不能完全解释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民众普遍行为模式的动机。而当下中国民众的行为模式，或可被刘仲敬先生总结为“互害博弈”。刘仲敬先生在《洼地与韭菜：阿姨论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与结局》一书中深入阐述了后极权中国民众的行为模式：“中国人并不愚昧。愚昧的意思如果是缺乏理性的话，中国人是非常理性的，他们采取的互害博弈方式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当中短期内最有利的方式。”因而他总结到：“互害博弈其实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后极权社会中的中国民众，更如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困在狭小窒息的牢房中挣扎喘息的囚徒，“内卷”与“互害”已然成为后极权中国新修订版本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正确，每个原子化个体的极端理性行为铸就了噩梦般的集体非理性，欺骗、出卖、背叛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正直、真诚、善良成了自寻死路的上吊绳。
四、结束中国后极权状况的路径
诚然，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然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存在，正如何清涟与程晓农在《中国：溃而不崩》中所言，中国已然陷入制度的结构性锁定：80%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都处于严重的溃烂状态。穷则思变，这种社会结构注定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极度紧张，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矛盾极度尖锐的高风险社会。
当绝对的权力无所不能，镇压机器整合进了民众的人格，恐惧已然内化为人们的生存本能，后极权社会的局面可否转变呢？笔者认为此种社会并非无药可治，因为恰是此种高风险社会，蕴含着变革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民主与自由的观念倘能真正深入人心，结束中国后极权社会状况，并非不可能。
正如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军涛主席在其著作《行动创造转型——中国民主化的思考笔记》中所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中产阶层、发达的公民社会……既不是转型发生和成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决定转型的发生是政治力量的意愿及相互间互动。”王军涛主席进而总结：“预测中国未来的最合适人选，不是学生和专家，而是行动者。……未来不是客观预测出来的，而是主观创造出来的！”
笔者十分认同王军涛主席的论述。作为一名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我自从加入以来便一直在积极参加各种反对中国共产党暴政的公开活动，宣传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揭露中共的罪恶本质。我相信，加入中国民主党，并利用这些我们组织起来的切实的行动，是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勇气摆脱共产党的威胁和压迫的。当所有中国人都行动起来，不配合中共统治时候，后极权社会的局面一定会被结束，中国也必然会有一个民主的光明的未来！
中国民主党党员 易伯阳
202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