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众支持和对抗国民党的过程中，强调集体力量和意识形态统一。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巩固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社会思想。20世纪50年代，先后开展了反右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镇压杀害异见分子。这些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与党的路线不符的声音，让言论变得更加一致。
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言论自由遭受极大打击的时期之一。文革时期，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系统性地迫害持不同意见者。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言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是死亡，公众被鼓励揭发和批评周围的亲友甚至检举揭发自己至亲。这种严厉的政治运动导致了极端的言论自我审查。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标志着言论自由的再次收紧。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对大规模的抗议和言论不满极度警惕，随后的几年政府在媒体上加强了监管，对公共讨论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是四通桥事件和白纸革命后，国内舆论一边倒的给彭载舟和白纸革命参与者污名化，企图通过言论管制控制不同声音。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新的挑战出现了。互联网使得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为此，政府推出了网络审查和监管机制，称之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这一网络屏障屏蔽了大量境外网站和信息，国内的网络内容则受到严格监管。微博等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讨论空间，但话题的敏感程度受到算法和人工审查的影响，很多言论在发表后迅速被删除。
近年来，中国引入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来增强对言论的管控。政府通过算法检测敏感词、分析用户行为，并加强数据监控。这些技术手段让网络审查更为高效，同时推动了“社会信用系统”等机制的建立，对“失信”人员进行制裁，进一步限制了言论的表达空间。
除了技术手段，中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公众言论。2015年，《网络安全法》实施，明确了网络内容的管控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不良信息。近年来，《反分裂国家法》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修订，也表明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对言论进行的更为严格的界定。
政府的言论控制也使得许多民众形成了自我审查的习惯。由于网络言论可能带来实际的法律后果，很多人选择不在公共平台上讨论敏感话题。自我审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进一步削弱了公开讨论的氛围。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运动、法律监管、网络技术和社会氛围等多重手段，逐渐收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这种控制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变得更为有效和无形。中国人要想获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唯一出路就是推翻中共暴政，建立一个由宪政，民主，自由框架下的中国。
中国民主党党员
尹莉
2024 .11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