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发生在珠海市体育中心的驾车撞人事件，按中共官方通报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除了对遇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外，对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社会互害现象，究其根本原因，看法如下：

一、在刻在骨子里的农耕文化以及服务于皇权的儒家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现代中国人活在了脱离世界文明秩序之外的国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被中国人所信奉的“至理名言”道破了一切。什么是“人上人”？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无非是想着有朝一日骑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这其实就是一种在不平等社会中产生的不平等的思想。而当接受了这种思想的洗礼，当经历了“苦中苦”后并没有成为“人上人”时，当事人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与扭曲。对于“人上人”自己惹不起，那就只能将一腔的不满与愤恨发泄在和自己差不多甚至生活不如自己的社会大众身上。“我都不想活了，你们也别好过！”这是社会互害现象的内在因素。

二、中共治下的中国全面走向衰败，导致社会的全面失序。自2017年，习近平在完成了一统权利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在这位“总加速师”的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下全面开倒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今的现状还不如九十年代初期。至少那时的生活在逐渐变好，那时的心中充满希望；而如今，政治思想被打压，美好生活被粉碎，贪官污吏更贪婪，人民生活在返贫。百姓嘴上不敢说，心里骂翻天……近些年的各类群体事件、各种封杀事件数不胜数，正意味着中共国的逐渐失衡失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社会互害现象的外在因素。

基于上述两点看法，我认为只要中共不灭亡，奴性教育不消灭，此类社会互害事件在中国只怕没完没了，越来越多。看看历史，一桩桩一件件，何其相似！手书文，心流泪……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立

2024年11月15日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近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报复事件，尤其是一些驾驶者选择在街头肆意驾车冲撞无辜行人和放学学生，导致悲剧发生。这一频发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失序和分配不公的深刻反思。在诸如珠海、杭州等地相继出现的报复社会行为，折射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资源分配不均等，这些现象让人不禁怀疑当前的经济模式是否真的能让大多数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当今的中国，财富逐渐向少数权贵和资本集团集中，经济上的上升渠道变得狭窄。官员、富商、权贵间形成紧密关系，通过资本控制、资源垄断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普通民众则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据统计，少数1%的富人拥有超过全国30%的财富，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则无法跟上物价和房价的增长。这样的财富不均，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普通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阶层跃升，最终被压迫感和无力感所吞噬。

许多人为了买房、子女教育等不得不背负巨额债务，透支了未来生活的幸福感。高昂的房价让年轻人很难立足城市，而贷款买房更让他们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人甚至在中年时期因失业，年龄大工作难找、收入下降等问题而深陷债务困境，无力还款。而这种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焦虑与不安，从而导致了部分人走向极端，采取以伤害他人或报复社会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

财富分配不均和高额债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也是导致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发达国家，医疗、养老、失业等都有完善的保障措施，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弱，尤其是底层人群面临生存困难。在生活遭遇困境时，无法获得及时援助，使得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这样一来，一些生活困难者被逼到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

中共权贵阶层掌控着大量资源的同时，普通人几乎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会资源。官商勾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一些富豪、权贵通过关系在各领域中获得优势，普通人没有机会通过公正的渠道获得资源。这种不公不仅让底层民众失去希望，更让他们感受到体制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进而引发了对社会的愤怒和不满。

当前的种种社会乱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策制定者根本不反思当前的治理模式，不关注普通民众的需求，反而继续扩大贫富差距，缺乏社会的基本公平性，凸显出了中共统治下遍地是灾这一不争事实。

中国社会需要稳定和和谐，对困难人群基本生活保障，就只能推翻中共暴政，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法治属于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公正、平等、充满活力的社会，而不再是少数人掌握财富的“权贵俱乐部”。

中国民主党党员
尹莉
2024.11.12

This slideshow requires JavaScript.

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中午12:30，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执行主席余厚强主持现场党课。

余厚强主席围绕自由思维与创新力的重要性展开了深入讲述。他指出，自由世界中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往往在年轻时拥有最大的创造力，而中国的制度却鼓励年长者继续垄断资源和机会，从而限制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

余主席特别提到了西方社会的开放环境，强调这种环境能够更好地激发个人的潜力，鼓励不断挑战自我。他认为，自由的环境不仅能让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还能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往往限制了个体思维的自由，阻碍了创新精神的培养。

余主席激励在场的党员要珍惜在自由社会中的成长机会，努力突破自我限制，发展批判性思维，真正融入并贡献于所在的社会。

参加现场党课的党员：余厚强、赖昌丰、张昕伟、邱兰、陈立、宋锋学、刘玒燕、易伯阳、黄嫣、韩景风、许征、吴朝阳、项琴芳、黎贵华、宣志强、尹莉、杨茂华、刘畅、杨松，现场候补党员：林元锦、李正熙、李旭元、程平枕、郑华。

易伯阳 张燕 共同编辑
黄嫣 摄影

近日，郑州市10万青年深夜骑行至开封的壮观场面引发了全国的关注。这场突如其来的“夜骑”行动让人不禁感到震撼，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青年人夜行跨城，不是为了竞赛或庆祝，而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透过这场行动，他们向社会释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这不仅仅是一次骑行，更是青年群体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隐形的抗议，折射出当前社会矛盾与青年困境，传递了他们对生活、未来以及社会公正的期盼。

夜骑行为的象征意义：青春的集体呐喊
青年人的深夜骑行在物理上连接了两座城市，却在精神上沟通了更深层次的诉求。夜晚作为行动的背景更增添了象征性——白天的光明无法照亮他们的心声，只有在黑夜中，他们的行动显得愈加沉默有力。这种默契的行动是一种无声的集体呐喊，正如此前的“白纸革命”一样，青年人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表达不满，通过无声抗议发出内心的声音。他们选择了夜骑这样一种平和的表达方式，既避免了激烈的对抗，又保留了对现状的批判，这样的行动方式不仅令人钦佩，更让社会深思。

夜骑所折射的现实困境：青年人的焦虑与无奈
当前，社会对青年人的压力与日俱增。高昂的房价、就业的压力、收入与生活成本的不对等让他们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许多青年人发现自己在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处于被挤压的地位，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获得感和安全感都在逐渐流失。郑州10万青年夜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无奈。这种集体行动让人们看到，青年人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尝试发声，试图唤醒社会对他们处境的关注。

在这场夜骑中，青年们选择了自发组织、默契配合，体现出一种集体自我表达的愿望。他们并未在骑行中高呼口号或制造纷争，而是以默默行动表达内心的不满与诉求，这种智慧且含蓄的方式展现了当代青年面对困境的深思熟虑和隐忍。这样一种非对抗性的行动更为引人深思，它不仅展现了青年人的政治智慧，还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社会的失衡与青年人的觉醒：对话与理解的迫切性
郑州夜骑也映射出当下社会结构的某种失衡。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机会不平等，这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当他们发现话语权无法正常发出时，就会通过诸如夜骑这样的行为来表达。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青年人的诉求应该能够获得关注，而不是被忽视或压制。青年人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拥有创新的思想和改变现状的动力，他们对公平、自由、尊重的追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如果社会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和回应青年人的需求，未来的发展将更加稳健和包容。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正视青年群体的焦虑与不安，以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推动实质性对话与理解。只有通过真实的交流，才能弥合社会的断层，避免进一步的矛盾激化。通过这场夜骑，青年人释放了他们的期盼，而社会也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去聆听并回应他们的诉求。

夜骑行为的深远影响：青年觉醒的力量
这场夜骑行动向社会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对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是一种积极而清醒的觉醒，表明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青年人对未来的渴望不仅关乎他们自身的成长，更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他们在行动中展现的智慧、团结与坚持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多希望。正如一句古话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青年正是民心的代表。

郑州夜骑并不是孤立事件，它可能成为更多青年自发组织、表达诉求的起点。年轻一代的政治智慧正在逐渐显现，他们的集体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夜骑行动唤醒了社会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更彰显了青年人内心深处的信念——他们不会在逆境中沉默，不会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建设更加美好、公正的社会而努力。

郑州市10万青年夜骑至开封，是一场独特而深刻的社会行动。它不仅让社会看到年轻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更提醒我们重视青年人的声音，支持他们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青年人是社会的希望，他们在夜骑中表现出的智慧、团结和决心，展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让我们期待，这场夜骑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激励更多人关心、支持青年群体的诉求，共同为中国的未来探索出更具包容性和希望的道路。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党员：陈强
2024年11月11日

This slideshow requires JavaScript.

2024年11月5日下午3点02分，我们在结束当天的党课后，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执行主席余厚强和秘书长赖昌丰的带领下来到了多伦多市政厅举行了第126次茉莉花行动。

赖昌丰秘书长委任党员刘玒燕现场宣读了中国民主党抗议中共暴政声明，以声援因抵抗中共暴政而受迫害同胞。我们高喊“TAKE DOWN THE CCP””FREE HONG KONG”“军队国家化”“打倒共产党”“审判习近平”“宗教自由”“胜利属于中国人民”“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表达出我们对中共暴政的愤怒，和对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向往。

中国民主党抗议中共暴政声明 （20241102）

中国民主党抗议中共最近迫害下述中国公民和国际人士：
方艺融、许志永、马志权、邓洪成、肖兵、王威、李南海、许艳、余文生、伊克拉木・努尔买买提、朱斌、卢思位、卢思位、谢文飞 (本名谢丰夏）、阿巴拜科日、王伟才、邓燕祥、朱龙飞、朱巧玲、朱恒鹏、童斌、孙霄珈、王国保、扬明珠、邹晓燕、吴其和、曹三强、常昊、李学惠、郭宏英、郭洪伟、郭阴起、肖薀苓、冯军俊、王宏、刘春霞、聂晶、陈秀莲、马国斌、李爱莲

中国民主党将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纽约时代广场、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和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厅集会，声讨中共暴行，致敬和声援勇于抗暴的同胞！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军涛

2024年11月2日

1，本声明将在中国民主党网站发布，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纽约时代广场、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和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厅宣读，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界传播。

2，本声明中的受害中国公民名单由中国民主党中共暴政每周暴行记录观察员孙艺，根据中国民主党中共暴行信息一周汇编编辑刘洵搜集资料汇总）

参加现场这次活动的党员：余厚强、赖昌丰、易伯阳、黄嫣、陈立、杨诺、吴朝阳、张燕、陈晓芳、刘玒燕、杨鹏、宋锋学、孙璐、李涛、翟寥高、陈凤霞、杨茂华、杨松、陈琳、陈强、宣志强、林心豪、林妹妹、张嘉辉、霍华、姜峻巍，候补党员：李正熙，在温哥华参加这次活动的候补党员：姚军、刘家勇。

易伯阳 孙璐 共同编辑
黄嫣 摄影

This slideshow requires JavaScript.

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中午12:30，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主持了视频党课。

王军涛主席就当前美国的社会状况和体制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探讨了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近年来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

王主席特别提到，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导致许多中低收入群体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情绪。他认为，虽然美国的体制具有其独特优势，但当前的种种问题表明其在应对内部挑战方面存在一定的体制性障碍。

在谈及美国的局势时，王主席认为，川普的崛起反映了部分美国民众对传统精英的不信任。这些人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因此对川普的风格表示支持。他还分析了两党在选民群体中的不同定位，这种分歧正在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此外，王军涛主席还对国际关系中的美中互动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关系不仅影响两国之间，还对全球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接下来是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执行主席余厚强继续讲党课：探讨自由社会的认知与个人成长。

余厚强主席深入讲述了自由社会的认知、个体成长，以及移民在适应新环境中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专制体制下成长的国人往往缺乏对个人权利的认知，这种思维方式阻碍了许多人在西方社会中的自我发展。

来到加拿大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对于许多新移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转变。他呼吁大家要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惯性和局限性，积极打破固有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融入自由社会。自由社会的核心在于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而不是试图迎合他人的期望或塑造所谓的“完美形象”。

余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家庭和加拿大家庭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中国的教育方式往往注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加拿大的教育更注重发掘孩子的兴趣和潜力，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这样的文化差异让许多新移民家庭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产生了困惑。

余厚强主席为现场党员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引导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我定位，培养独立的判断力。他鼓励大家在自由社会中勇于探索、不断成长，以适应多元化的文化环境。

党课最后，余厚强主席与新党员面谈，并为其解答相关问题；在余厚强主席的见证下，赖昌丰秘书长带领新党员宋锋学、吴朝阳入党宣誓。

参加现场党课的党员：余厚强、赖昌丰、易伯阳、黄嫣、陈立、杨诺、吴朝阳、张燕、陈晓芳、刘玒燕、杨鹏、宋锋学、孙璐、李涛、翟寥高、陈凤霞、杨茂华、杨松、陈琳、陈强、宣志强、林心豪、林妹妹、张嘉辉、霍华，现场党课候补党员：李正熙、黄燕，视频党课：王军涛、何佰铃、李磊、张昕伟、邱兰、张毓芳、陶文颖、杨家诚、项琴芳、陈传文、曲艳、张家元、庄丹丽、曹文敏、傅伟舟，视频党课候补党员：刘家勇、姚军、程平枕、高翔、闫左良。

易伯阳 张燕 共同编辑
黄嫣 摄影

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众支持和对抗国民党的过程中，强调集体力量和意识形态统一。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巩固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社会思想。20世纪50年代，先后开展了反右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镇压杀害异见分子。这些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与党的路线不符的声音，让言论变得更加一致。

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言论自由遭受极大打击的时期之一。文革时期，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系统性地迫害持不同意见者。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言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是死亡，公众被鼓励揭发和批评周围的亲友甚至检举揭发自己至亲。这种严厉的政治运动导致了极端的言论自我审查。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标志着言论自由的再次收紧。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对大规模的抗议和言论不满极度警惕，随后的几年政府在媒体上加强了监管，对公共讨论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是四通桥事件和白纸革命后，国内舆论一边倒的给彭载舟和白纸革命参与者污名化，企图通过言论管制控制不同声音。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新的挑战出现了。互联网使得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为此，政府推出了网络审查和监管机制，称之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这一网络屏障屏蔽了大量境外网站和信息，国内的网络内容则受到严格监管。微博等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讨论空间，但话题的敏感程度受到算法和人工审查的影响，很多言论在发表后迅速被删除。

近年来，中国引入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来增强对言论的管控。政府通过算法检测敏感词、分析用户行为，并加强数据监控。这些技术手段让网络审查更为高效，同时推动了“社会信用系统”等机制的建立，对“失信”人员进行制裁，进一步限制了言论的表达空间。

除了技术手段，中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公众言论。2015年，《网络安全法》实施，明确了网络内容的管控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不良信息。近年来，《反分裂国家法》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修订，也表明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对言论进行的更为严格的界定。

政府的言论控制也使得许多民众形成了自我审查的习惯。由于网络言论可能带来实际的法律后果，很多人选择不在公共平台上讨论敏感话题。自我审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进一步削弱了公开讨论的氛围。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运动、法律监管、网络技术和社会氛围等多重手段，逐渐收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这种控制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变得更为有效和无形。中国人要想获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唯一出路就是推翻中共暴政，建立一个由宪政，民主，自由框架下的中国。

中国民主党党员
尹莉
2024 .11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