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尹苍灵，1984年9月18日出生在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我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2008年2月我的儿子出生，出生后计生办就强制我做了上环手术，上环后我就得了妇科炎症，一直吃消炎药。2013年10月我为了身体健康我只能找私人诊所摘了环。2014年2月我再次怀孕，9月孩子早产出生。计生办给我开了巨额罚款，我又再次被上环。上环后一直有炎症，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导致我患上了产后抑郁症。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计划生育政策给多少个人和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给民族带来的后果也已显现。现在中国政府虽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但生育依然是政府强制性的计划行为。
生育首先而且主要是个体和家庭事务，生育权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范畴。其次才是国事。国家只能鼓励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不应强制。无论采用行政命令还是经济手段，都不行。所谓为国生育，是颠倒了主次关系。现在的情况是，不只计划生育，几十年来，中国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出台的政策措施，经常没有考虑到人权问题，缺乏人性关怀，造成了很多人权灾难。在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人权可言，中国政府的人权理论就是发展才是最大的人权，这完全是漠视人权的行径。
在中国百姓要让政府把自己当人看，过上堂堂正正人的生活，不要寄托在政府的“善意上”，而是要自己去争取。我来到加拿大后，有幸结识了中国民主党这一政党，他是一个为了推翻中共一党专制，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党，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也希望通过我们民主党员的共同努力，能够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让中国的老百姓拥有自己真正的人权。

中国民主党党员：尹苍灵
2020年10月01日

中国，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内心一阵悸动、还有些抽搐。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中国的情感，如果非要我做一个对自己祖国的描述，我想“爱之切、恨之深”当是准确的。

在中国，我生活了许多年，可以说截止目前我人生的百分之九十八的生活体验来自中国。从我刚刚开始接受教育，每天上学最重要的事是带好红领巾，如果哪天因为匆忙而忘带红领巾，不但进不了学校的大门，还会受到通报批评。小学校门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被拒之门外的孩子们哭天抢地的通知家长赶快送红领巾到学校。每天去学校的第一件事是升国旗奏国歌，老师教育大家在国歌响起的时候一定要用敬畏的眼神对国旗行注目礼。再慢慢长大一点，学校开始要求大家穿统一的校服，那些质量低劣的校服成了我整个青春期的梦魇：宽大的运动服、化纤的面料，既不透气又不合身，更可怕的是男女同款、雌雄不分。经过我多年痛苦琢磨，我算是明白了：中国的政府正是用这种抹杀个性的方式，把我们变成一个个听话的棋子。

上学后，课本里的故事人物是雷锋、黄继光、刘胡兰、小英雄雨来。我听到的都是怎么样牺牲自己保全集体、牺牲自己保卫共产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只要党需要，要我干什么都可以。为党为国家甚至牺牲我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后来，我读了大学，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最枯燥又最占学分的课程，在这门学科里我们被教育贫困是因为资本家的剥削以及相应的制度。还有如：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剥削普通民众来取得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和政府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才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当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实现按个人所需进行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一度，我对此深信不疑。

后来我工作了，在政府的部门工作过几年时间，正是这几年时间我看到和听到很多的事情促使我去思考：社会的运行、政府的运作模式跟我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相悖的，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带着疑虑我留心身边的事、留心每天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铺天盖地的环境污染事件、让人瞠目结舌的食品安全事件、怎
么也抓不完的贪官污吏、冤假错案、强拆、掌权阶层的穷奢极欲、底层人民的民不聊生。随着中国教育和房地产的产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被教育和住房压榨的只有喘气的权利，而失去的思考和反抗的能力。这一切都在促使我去反思：这是我们从小想用生命守护的国家吗？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是一块宝地，中国幅员辽阔，物种丰富，山河壮丽。整个国家横跨热带、亚热带、温带气候，可以说中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地理位置要优越。在国内的时候每一次出门旅游我都从心底感慨：如此美丽的国家，我怎能不爱他？但一想起这个国家有一群掌权者倒行逆施、置民
众的苦难于不顾，在我们国家绝大对数人尚且不富裕、百分之六十的民众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际上大撒币，到处进行国际援助。他们用政治高压手段建造了一个个的血汗工厂、把低价商品卖到全世界，给中国留下了该死的环
境污染和普通工人的老无所依。

经过多年的血汗发展，中国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有钱。这得益出国游客横扫海外奢侈品商店、得益于中国游客在外的骄横跋扈。但我们知道，中国用绝大对数人的贫穷换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富有四海，这种状况到今天已经必须要改变了我们不能坐等救世主，我们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经济发展的真相。

到了加拿大，我才理解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应该是什么样？那是陌生人对视之间的微笑。那是政府工作人员态度的和蔼可亲。那是有能力的人可以尽情自由发展并乐于承担相应的高税负用以保障低收入群体保有有尊严的生活，那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一树一花，一猫一狗都受到呵护、并享有它们的生命尊严，这就
是我的理想国。

为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块可爱可亲的土地不再被继续蹂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我们要尽自己所能去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争取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民主选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民主党党员 张悦
2020.11.15

我的名字叫张旭，来自中国河北省。我很幸运能够逃离中国来到加拿大。加拿大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拥有人权、是充满自由气息的国家，加拿大是个法律公平、公正的国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老百姓根本没有人权，像奴隶一样的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和自由，跟谈不上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独裁制度和不成文的法律制度迫害了无数无辜的老百姓。我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中国政府征收了我们家的承包地，而没有一点补偿，这直接影响了我和家人的生存和生命，我和家人为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去找政府。但是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遭到中共独裁政府的迫害。

所以我痛恨中共政府的不作为，我通过在中国民主党的学习更清楚的认清了中共的黑暗、腐败和不堪，让我更加坚信了中国民主党的使命与目标。只有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我们才能真正享有公平公正，真正实现宪政民主，过上幸福的生活。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中国民主党党员：

2020年11月3日

2020年10月24日上午，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中国上海开幕。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发表了视频致辞，其致辞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国家金融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就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改革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旁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的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的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此致辞充分表明了在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下，金融行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到了不解决此类问题不行的境地。目前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中国第二节外滩金融峰会上也发表了此信息接踵而至，另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国际投资界瞠目结舌。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致辞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讲话以被叫停蚂蚁集团的上市和中国四大金融机构约谈马云表明在习近平所领导下的中共独裁政府在金融管理方面漏洞百出，金融管理体系监管不力，监而不管，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经济正常发展。

自文革后，中国的经济状态已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为挽救垂挣扎的政权，中共不得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了经济改革政策，推倒了市场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稳定中共的政权。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金融创业与普遍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现象，很多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从正规金融部门得不到满足，只好转向非正规部门来解决。金融利率双轨制就是国家金融改革政策所造成的。

随着国家金融改革市场化的开展，中国近几年来的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借贷现象十分活跃，这些领域没有受到必要的金融监管，从而形成了监管套利的机会。但从根本上看，这种金融的改革就是一种骗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就是在走投机赌博的歪路，在走金融泡沫的自我循环的歧路，和走庞氏骗局的邪路，简明的讲就是在走向灭亡之路。

综观目前的中国，在以加速师习近平为核心的独裁专制的领导下，内外优困，四面楚歌，必然会灭亡的，天灭中共。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金峰
2020年11月2日

我叫张明海，是湖北省钟祥市人。我在国内是个法轮功学员。为了寻求良好的修炼环境并能够自由的练法轮功，我于2019年5月17日来到了加拿大。到加拿大后的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民主国家给人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我在这里也能自由的修炼法轮功，同时也了解了中国民主党的一些理念，所以我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党。
我在国内还有劲椎病多年，经常出现头晕，手麻和眩晕症状。为了治愈我的病，我去了多家医院，接受了多种治疗。但最终也没有治好此病。多次症状出现时，我都感到无助，情绪很坏。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我的脾气变得非常糟糕，后我从多方面了解到这种疾病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手术治疗是最终的选择但是存在很大的风险。
2017年10月的一天，我的一个叫刘强的朋友，他和我患有一样的疾病。他跟我说，有一套功法可以治疗此病。我问他什么功法这么神奇，他说他也是别人向他介绍的。说法轮功的修炼可以治疗此病，他想修炼此功法治病，问我是否和他一起练。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法轮功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中国政府视法轮功为邪教，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所以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后来刘强就参加修炼法轮功，经过三个月的修炼他的病症明显好转。他的变化使我开始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了。而且也产生了兴趣，2018年5月26日我在刘强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的练功小组，亲眼目睹了他和他的功友一起修炼法轮功。我还听取了他们讨论修炼法轮功的相关事宜，并且也了解到他们每次修炼时都会采取相关的保护安全措施。这增强了我对修炼法轮功的信心，于是我告诉刘强我也想尝试修炼法轮功。一周后，我就在小组里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辅导员黄先生教给我第一套功法，在他的带领下我学习转法轮，并进行讨论，按照辅导员的建议我在参加集体练功后回家也在继续练功。有时刘强也来我家一起练功，随着我继续的练功，我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真善忍”为准则做人，身心变化显著，脾气也越来越好，工作任劳任怨，处处与人为善，也乐于助人，并且戒掉了多年的烟瘾。
2018年12月我终于完全康复了。所有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使我确信修炼法轮功确实有效，所以我决定继续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的修炼让我更快乐更健康，我将我个人的经历告诉了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向他们解释法轮功不是像中共政府所说的那样是邪教。法轮功实际上是一种气功的修炼方法。是以‘真善忍“作为功法理念的。”真善忍“是造就宇宙万物的属性的要素，也就是宇宙的特性。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在中国，目前各种修炼法轮功的场面几乎已经不多见了。因为中共政府将法轮功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威胁，国家前主席江泽民要求消灭法轮功，很快中共就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坚决禁止取缔。并对修炼法轮功的学院进行了严酷的打击和惨无人道的迫害。对于这种形式我的家人担心我继续修炼法轮功会被中共发现逮捕坐牢甚至有生命危险，我理解家人的担心但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不准备放弃法轮功的修炼，最终我决定离开中国，来解决我和家人的分歧。让我有机会自由的修炼法轮功 ，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了解到北美那里有很多法轮功的学院，并有很好的修炼环境。于是我想了各种方法才获得了加拿大签证。终于在2019年5月17日来到了加拿大
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后，我有机会自由的联系了法轮功，并与其他学员进行自由交流和学习，在学习中我通过学习李洪志老师的书籍和访问明慧网，并阅读了大纪元报纸，才了解到中共政府为了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行径。
为了镇压和监控法轮功学员，中共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610办公室）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关押，酷刑，以及虐待，甚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体活摘器官。
面对这些行径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国内信息管控严格，言论不自由，了解不到这些真相，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十分痛恨。
2020年5月31日，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门前遇到一大队人。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着”地址中共专制病毒“ ，“勿忘6.4”， “天灭中共” 并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呐喊声震撼了我，我向前询问，一位姓杨的先生告诉我他们是中国民主党，是推翻中国暴政，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他们的宗旨和使命是“终结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 这些理念整合我的想法一致。所以当时我就表示要加入这个组织，在以后的多次参加了网上视频，听了王军涛主席和余厚强主席讲的党课使我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才能真正获得人权和自由，这就是我参加中国民主党的动机。

中国民主党党员：张明海
2020年10月6日

我的名字叫宋修燕，我出生于中国山东省，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充满爱的国家、是真正拥有人权、自由的国家，加拿大是个法律公平、公正的国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老百姓根本没有人权，有理无处讲，状告无门，像奴隶一样的生存，更谈不上什么人权、自由。中国共产党无视人民的生命于不顾，草菅人命是经常发生的事，中国共产党独裁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法律制度迫害了无数的无辜生命，我就是其中的受害者，是共产党让我失去了我的女儿，由于我为女儿讨公道，争取做人的权力，中国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遭到中国政府的多次迫害和精神折磨。
我痛恨共产党的不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残酷镇压、践踏侵犯人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靠谎言来维持统治的政党，中共一党专制下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社会之黑暗都数不过来，不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还是其他事的事，我深信我所知道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我自加入中国民主党后，我才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丑恶嘴脸，才真正认清了中共的腐败暴政，认清了中国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没有人权的苦难之中，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我们才能真正享有公平、公正、只有实现民主自由，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中国民主党党员：宋修燕
2020年10月5日

中共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共就靠占山为主，勒索人民和资本家，成立中共的财富，中共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所谓的土地改革占有的中国的地盘、中共通过掠夺占有的耕地、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中共疯狂掠夺人民的血汗钱，中共控制国家机器、军事银行、滥发钞票、通货膨胀，让人民永远生活在社会底层，把掠夺人民的财富隐藏到国外，现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看病难的问题，关键是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中国医疗系统全军覆没，以红包拿回扣，从中谋取私利，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现象，不知何时才能暴露在阳光下，中共要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掌握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人民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享有自由和民主，专制独裁的中共就是强制人民必须服从独裁政府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有个人信仰。
让我深深的感到对这个国家的失望和绝望，是我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面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一些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自己的良心，助恶为虐，司法腐败问题，利用职权残害民众，使整个社会道德堕落，没有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央政府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暴政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使一些成功人士早已开始移居海外，他们选择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他们都是用脚来投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否定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否定了这个残暴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是所有中国人不幸的根源，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权，才能实现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于杭杭
2020年10月3日

近年来，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政策，激起了国内外的广泛争议。自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以来，许多学者和观察者担心，中国可能正在滑向一个过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制的结构。这种权力的集中可能对中国社会带来深远且负面的影响。

在历史上，权力过度集中常常导致国家的腐败和政治僵化。中国封建时期，君主掌握绝对权力，臣民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尽管这样的体制在短期内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稳定，但长期来看却容易陷入专制和滥权。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君主缺乏纠错能力，官员通过谄媚和贪腐攀升，国家治理效率降低，社会矛盾积累，最终酿成内乱或外患。

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固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回归到封建制度，但这一政策无疑削弱了现代政治体制中权力制衡的核心机制。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实现国家治理，可能会使中国再次面临类似封建时期的困境，即“一言堂”导致的独裁倾向和政策失灵。

现代国家的治理原则是通过法治来规范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滥用。然而，习近平的长期连任可能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偏离这一轨道。通过过度集中权力，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削弱了原本作为权力监督机制的党内民主和法制建设。

这种趋势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权力集中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在一个没有足够监督的环境中，官员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缺乏透明和制衡的体系更容易让腐败行为得到掩盖。其次，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将受到限制。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使得各级官员和基层单位丧失自主性，所有决策都必须服从于中央的意志，这不利于地方创新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

在习近平长期执政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还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声音被逐步消减，这不仅压缩了公民的表达空间，也使得国家失去了发现问题的“预警系统”。当社会中的批评声音被消除，国家领导人难以得到真实的反馈，国家政策可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

其次，长期集权制也可能抑制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之手，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也往往向上层集中。这使得创新能力受到抑制，特别是在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自由的学术探讨和创造精神会因为政治氛围的压抑而受限，整个社会的活力逐渐消退。

习近平的长期连任与权力集中，不仅影响中国国内，还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变得更加孤立。许多国家认为，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是现代专制的标志，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能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中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面临更多的制约和挑战。

此外，过度依赖单一领导人的长期执政也可能使中国在应对外部冲突和危机时变得脆弱。一旦领导人的政策失误，整个国家可能面临系统性的风险。而且，缺乏权力更替和多元意见的政治环境，可能让中国在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中失去灵活应变的能力。

中共一党专政，导致领导人的长期连任和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历史教训来看，权力集中的体制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可能导致社会活力的压制，法治和监督机制的弱化，进而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也可能受到削弱，增加中国应对全球挑战的难度。

权力需要制衡，领导人和党派的更替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必要环节。中国若要继续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就必须杜绝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早日实现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化，废除一党专政，才能让中国人真正的摆脱目前中国内外的困境！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0年10月1日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强大不是来自于中国媒体宣传的:自主研发，自由贸易，而是多数来自于对发达国家高科技的翻改抄袭，对世贸组织欺骗性的承诺，来获得利益最大化。就是这样满口谎言的政府，却对它的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上台以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说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在那片土地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并且政府要求年轻和年幼的公民必须会背诵。具体的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如果在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民主，依宪执政的国家，这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是在一个从上到下完全畸形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成了空无意义的口号，无论是国家领导层，政府各职能阶层，还是公民个人都无法做到。
首先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国家，“共党专治”早就成了谁也不准撼动的禁区，无论谁，在哪一方面，只要有人敢质疑政府，第一步是以“扰乱社会治安”做为警告；第二步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作为最终的审判，绝对没有第三步，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再一再二，没有再三。既然一党专政，又如何做到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被压迫的人民限制了思想，限制了行动。科技文明因人民思想的禁锢，而没有科技创新，所以只好去高科技国家用各种卑劣手段盗取人家的科技成果，他们将盗取来的科技成果加以修改，修饰，对中国国内的百姓宣传 : 这是我们中国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 他们的宣传部门习惯了谎言，对自己的谎话连篇全然不感到羞愧。而中国人民因为对外信息的不对等，被党媒欺骗，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真的以为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的社会文明也因行动的限制而变得不自然。所谓的和谐，全然是在大量的警力军力的镇压下，老百姓不敢反抗的，表面上的平静，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波涛暗涌。
再来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中国在共产党七十多年的领导下，如今的政府各级职能部门早已变成了封建社会的县衙门，无一不是官僚主义，阶级主义，普通百姓不论想办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脸色，挨白眼。他们分别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私利，没有道德底线，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至于司法部门的腐败，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想象的程度。什么公正，什么法制，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喊一喊的口号，中国司法行政化，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司法改革。其实司法部门早已沦为中共政府的爪牙，或者说是他们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官商勾结、官司勾结，官官相护，中共精心设计了一张无边的利益网链，以商家宣传为诱饵，无辜无知的百姓深信商家捆绑政府的宣传主动投网，当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以后，走司法程序，那就是一个“推磨”的过程，历尽艰辛，耗尽钱财，天真的百姓寄希望于: 司法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最终谎言被残酷的现实击穿，维护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无论你提供多么有力的证据，最后还是拿着各种败诉的判决书，奔波于各级信访办。当事人身心俱疲，对往后的生活心灰意冷。众所周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令整个社会混乱不堪，失了公平公正的基础，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可谈。如果说有人扰乱社会治安，司法腐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的罪魁祸首，导致司法腐败的人必将是中国历史的罪人!
至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中国政府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与要求。不得不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善良的，他们曾经也是勇敢的，但是在中国政府强大的军力警力镇压下，他们渐渐的学会了用妥协换取苟且的生活，毕竟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亲朋挚友，对于亲人受到的威胁，他们只好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工作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社会生活中遭受的种种欺骗，因为这些原因人们逐渐变得冷漠自私。国不爱我，要我如何爱他；业不敬我，要我如何敬业；处处谎言，要我如何诚信；人人冷漠，要我如何友善 ! !
我亲爱的祖国，何时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风雨飘摇，满目疮痍。都说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人民，国家已经被迫成这个样子，人民也早已饱受摧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帝国大厦”已经腐烂到它的根基。根基腐烂的大厦终将倾覆，伤害了人民的政府终将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民主党党员:侯常平
2020年9月26日

中國司法體系已淪為一個徹底的笑話，完全無法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相提並論。在這個制度下，法律不過是一個用於維護統治者權力的工具，司法公正被徹底踐踏，普通公民只能無助地成為這個權力機器的犧牲品。以下，我們用血淋淋的事實揭露中國司法體系的荒謬與殘酷。

一、司法獨立根本不存在：黨的工具而非法律的守護者

中國所謂的司法獨立完全是虛假的宣傳。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司法系統的操控是公開的、系統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雖表面上宣稱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但實際上，“黨的領導”凌駕於一切之上，法院淪為黨的傀儡機構。
• 許志永案：用法律鎮壓異議
許志永這位法律學者，僅僅因為推動公民社會建設而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020年，他被判處12年徒刑，罪名完全是對他思想與言論的報復。這樣的審判並非孤例，而是中國司法日常運作的縮影：法律只是鎮壓工具，公正無從談起。

二、程序形同虛設：審判成為政治鬧劇

在中國，司法程序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裝點門面，實際上，許多案件根本無法保障基本的法律權利。律師的辯護被嚴重限制，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完全被剝奪。
• 709大抓捕：人權律師的地獄
2015年，中國政府發動針對維權律師的“709大抓捕”，數百名律師與活動人士被非法拘禁並遭到酷刑。在這些審判中，律師不僅無法正常辯護，甚至自身也成為打壓目標。他們的家人遭到威脅，律師本身被迫在“電視認罪”中出演鬧劇。

三、量刑隨意與荒謬：毫無邏輯與公正可言

中國司法系統的量刑不是根據法律，而是根據政治需要。刑罰的輕重取決於被告是否符合當局的利益，完全沒有公平性可言。
• 劉曉波案：思想罪的判決
劉曉波僅僅因為撰寫《零八憲章》，呼籲政治改革而被判處11年徒刑。這一判決完全無視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彰顯出中國政府對法律的蔑視。劉曉波的悲劇證明，在中國，思想比行為更“危險”，因為它動搖了專制統治者的根基。

四、刑訊逼供與酷刑：司法體系的恥辱

刑訊逼供在中國是家常便飯，這些手段甚至被司法機構默許和支持。在刑事案件中，許多“證據”是通過酷刑逼取的，這直接摧毀了法律的正當性。
• 江天勇案：法律工作者的地獄之旅
維權律師江天勇因“顛覆罪”被捕，期間遭受酷刑，並被逼迫認罪。他的律師多次揭露這些酷刑行為，但中國政府充耳不聞，甚至阻撓調查。這不僅違反了國際法，更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踐踏。

五、法院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

中國的法院不是用來主持公正的，而是專門用於打壓異議和消滅任何反對聲音。在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案件中，法院更像是一個政治執行機構，而非法律仲裁者。
• 香港抗議者審判：政治報復的實例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中國政府對參與抗議的個人進行大規模逮捕與審判。這些審判毫無程序公正可言，被告通常在缺乏有效辯護的情況下被草草定罪，量刑極端苛刻。這些案件不僅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承諾，更暴露了中國司法的荒謬本質。

結語：荒謬司法下的無助公民

中國司法體系早已失去作為正義守護者的資格，它完全是政權維穩的工具。在這個制度下，無數無辜者被政治需要所犧牲，而所謂的法律只是一個冷酷的掩飾。中國若無法真正實現司法獨立與公正，國內外對其法治的任何期待都只是妄想。然而，當前的政治現狀讓人悲觀：司法改革不僅遙不可及，甚至可能越走越遠。

中國司法體系的現實令人髮指，這是一場對正義的公開侮辱。在這樣的環境中，公正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而普通公民只能在不公中掙扎。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0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