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共就靠占山为主，勒索人民和资本家，成立中共的财富，中共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所谓的土地改革占有的中国的地盘、中共通过掠夺占有的耕地、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中共疯狂掠夺人民的血汗钱，中共控制国家机器、军事银行、滥发钞票、通货膨胀，让人民永远生活在社会底层，把掠夺人民的财富隐藏到国外，现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看病难的问题，关键是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中国医疗系统全军覆没，以红包拿回扣，从中谋取私利，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现象，不知何时才能暴露在阳光下，中共要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掌握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人民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享有自由和民主，专制独裁的中共就是强制人民必须服从独裁政府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有个人信仰。
让我深深的感到对这个国家的失望和绝望，是我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面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一些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自己的良心，助恶为虐，司法腐败问题，利用职权残害民众，使整个社会道德堕落，没有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央政府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暴政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使一些成功人士早已开始移居海外，他们选择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他们都是用脚来投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否定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否定了这个残暴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是所有中国人不幸的根源，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权，才能实现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于杭杭
2020年10月3日

近年来，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政策，激起了国内外的广泛争议。自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以来，许多学者和观察者担心，中国可能正在滑向一个过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制的结构。这种权力的集中可能对中国社会带来深远且负面的影响。

在历史上，权力过度集中常常导致国家的腐败和政治僵化。中国封建时期，君主掌握绝对权力，臣民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尽管这样的体制在短期内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稳定，但长期来看却容易陷入专制和滥权。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君主缺乏纠错能力，官员通过谄媚和贪腐攀升，国家治理效率降低，社会矛盾积累，最终酿成内乱或外患。

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固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回归到封建制度，但这一政策无疑削弱了现代政治体制中权力制衡的核心机制。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实现国家治理，可能会使中国再次面临类似封建时期的困境，即“一言堂”导致的独裁倾向和政策失灵。

现代国家的治理原则是通过法治来规范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滥用。然而，习近平的长期连任可能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偏离这一轨道。通过过度集中权力，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削弱了原本作为权力监督机制的党内民主和法制建设。

这种趋势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权力集中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在一个没有足够监督的环境中，官员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缺乏透明和制衡的体系更容易让腐败行为得到掩盖。其次，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将受到限制。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使得各级官员和基层单位丧失自主性，所有决策都必须服从于中央的意志，这不利于地方创新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

在习近平长期执政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还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声音被逐步消减，这不仅压缩了公民的表达空间，也使得国家失去了发现问题的“预警系统”。当社会中的批评声音被消除，国家领导人难以得到真实的反馈，国家政策可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

其次，长期集权制也可能抑制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之手，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也往往向上层集中。这使得创新能力受到抑制，特别是在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自由的学术探讨和创造精神会因为政治氛围的压抑而受限，整个社会的活力逐渐消退。

习近平的长期连任与权力集中，不仅影响中国国内，还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变得更加孤立。许多国家认为，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是现代专制的标志，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能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中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面临更多的制约和挑战。

此外，过度依赖单一领导人的长期执政也可能使中国在应对外部冲突和危机时变得脆弱。一旦领导人的政策失误，整个国家可能面临系统性的风险。而且，缺乏权力更替和多元意见的政治环境，可能让中国在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中失去灵活应变的能力。

中共一党专政，导致领导人的长期连任和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历史教训来看，权力集中的体制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可能导致社会活力的压制，法治和监督机制的弱化，进而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也可能受到削弱，增加中国应对全球挑战的难度。

权力需要制衡，领导人和党派的更替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必要环节。中国若要继续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就必须杜绝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早日实现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化，废除一党专政，才能让中国人真正的摆脱目前中国内外的困境！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0年10月1日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强大不是来自于中国媒体宣传的:自主研发，自由贸易，而是多数来自于对发达国家高科技的翻改抄袭，对世贸组织欺骗性的承诺，来获得利益最大化。就是这样满口谎言的政府，却对它的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上台以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说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在那片土地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并且政府要求年轻和年幼的公民必须会背诵。具体的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如果在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民主，依宪执政的国家，这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是在一个从上到下完全畸形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成了空无意义的口号，无论是国家领导层，政府各职能阶层，还是公民个人都无法做到。
首先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国家，“共党专治”早就成了谁也不准撼动的禁区，无论谁，在哪一方面，只要有人敢质疑政府，第一步是以“扰乱社会治安”做为警告；第二步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作为最终的审判，绝对没有第三步，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再一再二，没有再三。既然一党专政，又如何做到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被压迫的人民限制了思想，限制了行动。科技文明因人民思想的禁锢，而没有科技创新，所以只好去高科技国家用各种卑劣手段盗取人家的科技成果，他们将盗取来的科技成果加以修改，修饰，对中国国内的百姓宣传 : 这是我们中国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 他们的宣传部门习惯了谎言，对自己的谎话连篇全然不感到羞愧。而中国人民因为对外信息的不对等，被党媒欺骗，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真的以为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的社会文明也因行动的限制而变得不自然。所谓的和谐，全然是在大量的警力军力的镇压下，老百姓不敢反抗的，表面上的平静，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波涛暗涌。
再来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中国在共产党七十多年的领导下，如今的政府各级职能部门早已变成了封建社会的县衙门，无一不是官僚主义，阶级主义，普通百姓不论想办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脸色，挨白眼。他们分别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私利，没有道德底线，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至于司法部门的腐败，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想象的程度。什么公正，什么法制，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喊一喊的口号，中国司法行政化，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司法改革。其实司法部门早已沦为中共政府的爪牙，或者说是他们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官商勾结、官司勾结，官官相护，中共精心设计了一张无边的利益网链，以商家宣传为诱饵，无辜无知的百姓深信商家捆绑政府的宣传主动投网，当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以后，走司法程序，那就是一个“推磨”的过程，历尽艰辛，耗尽钱财，天真的百姓寄希望于: 司法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最终谎言被残酷的现实击穿，维护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无论你提供多么有力的证据，最后还是拿着各种败诉的判决书，奔波于各级信访办。当事人身心俱疲，对往后的生活心灰意冷。众所周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令整个社会混乱不堪，失了公平公正的基础，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可谈。如果说有人扰乱社会治安，司法腐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的罪魁祸首，导致司法腐败的人必将是中国历史的罪人!
至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中国政府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与要求。不得不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善良的，他们曾经也是勇敢的，但是在中国政府强大的军力警力镇压下，他们渐渐的学会了用妥协换取苟且的生活，毕竟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亲朋挚友，对于亲人受到的威胁，他们只好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工作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社会生活中遭受的种种欺骗，因为这些原因人们逐渐变得冷漠自私。国不爱我，要我如何爱他；业不敬我，要我如何敬业；处处谎言，要我如何诚信；人人冷漠，要我如何友善 ! !
我亲爱的祖国，何时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风雨飘摇，满目疮痍。都说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人民，国家已经被迫成这个样子，人民也早已饱受摧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帝国大厦”已经腐烂到它的根基。根基腐烂的大厦终将倾覆，伤害了人民的政府终将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民主党党员:侯常平
2020年9月26日

中國司法體系已淪為一個徹底的笑話，完全無法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相提並論。在這個制度下，法律不過是一個用於維護統治者權力的工具，司法公正被徹底踐踏，普通公民只能無助地成為這個權力機器的犧牲品。以下，我們用血淋淋的事實揭露中國司法體系的荒謬與殘酷。

一、司法獨立根本不存在：黨的工具而非法律的守護者

中國所謂的司法獨立完全是虛假的宣傳。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司法系統的操控是公開的、系統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雖表面上宣稱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但實際上，“黨的領導”凌駕於一切之上，法院淪為黨的傀儡機構。
• 許志永案：用法律鎮壓異議
許志永這位法律學者，僅僅因為推動公民社會建設而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020年，他被判處12年徒刑，罪名完全是對他思想與言論的報復。這樣的審判並非孤例，而是中國司法日常運作的縮影：法律只是鎮壓工具，公正無從談起。

二、程序形同虛設：審判成為政治鬧劇

在中國，司法程序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裝點門面，實際上，許多案件根本無法保障基本的法律權利。律師的辯護被嚴重限制，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完全被剝奪。
• 709大抓捕：人權律師的地獄
2015年，中國政府發動針對維權律師的“709大抓捕”，數百名律師與活動人士被非法拘禁並遭到酷刑。在這些審判中，律師不僅無法正常辯護，甚至自身也成為打壓目標。他們的家人遭到威脅，律師本身被迫在“電視認罪”中出演鬧劇。

三、量刑隨意與荒謬：毫無邏輯與公正可言

中國司法系統的量刑不是根據法律，而是根據政治需要。刑罰的輕重取決於被告是否符合當局的利益，完全沒有公平性可言。
• 劉曉波案：思想罪的判決
劉曉波僅僅因為撰寫《零八憲章》，呼籲政治改革而被判處11年徒刑。這一判決完全無視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彰顯出中國政府對法律的蔑視。劉曉波的悲劇證明，在中國，思想比行為更“危險”，因為它動搖了專制統治者的根基。

四、刑訊逼供與酷刑：司法體系的恥辱

刑訊逼供在中國是家常便飯，這些手段甚至被司法機構默許和支持。在刑事案件中，許多“證據”是通過酷刑逼取的，這直接摧毀了法律的正當性。
• 江天勇案：法律工作者的地獄之旅
維權律師江天勇因“顛覆罪”被捕，期間遭受酷刑，並被逼迫認罪。他的律師多次揭露這些酷刑行為，但中國政府充耳不聞，甚至阻撓調查。這不僅違反了國際法，更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踐踏。

五、法院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

中國的法院不是用來主持公正的，而是專門用於打壓異議和消滅任何反對聲音。在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案件中，法院更像是一個政治執行機構，而非法律仲裁者。
• 香港抗議者審判：政治報復的實例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中國政府對參與抗議的個人進行大規模逮捕與審判。這些審判毫無程序公正可言，被告通常在缺乏有效辯護的情況下被草草定罪，量刑極端苛刻。這些案件不僅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承諾，更暴露了中國司法的荒謬本質。

結語：荒謬司法下的無助公民

中國司法體系早已失去作為正義守護者的資格，它完全是政權維穩的工具。在這個制度下，無數無辜者被政治需要所犧牲，而所謂的法律只是一個冷酷的掩飾。中國若無法真正實現司法獨立與公正，國內外對其法治的任何期待都只是妄想。然而，當前的政治現狀讓人悲觀：司法改革不僅遙不可及，甚至可能越走越遠。

中國司法體系的現實令人髮指，這是一場對正義的公開侮辱。在這樣的環境中，公正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而普通公民只能在不公中掙扎。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0年9月12日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极具争议性的立法。香港国安法的推行，是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制裁，按照该法律的字面意义和精神，用出人意料的凶恶手法来镇压香港亲民主反对派。此法赋予北京直接在香港增设国安机构与人员，一些情况下可不受香港本地法律制约；一些案件可以由北京派遣的人员直接在港侦查，检控及审判在内地进行。
仅在新法发布的一周里，当局就解雇了香港大学一名有终身教职的法学教授，他曾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当局还逮捕了四名年轻活动人士，他们涉嫌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独立的言论。当局还把反对国安法作为取消竞选资格的新理由，禁止了十几名候选人竞选立法会席位。
香港人民本该有权利在自己的选举中选出官员代表的权利，国安的推行是中国共产党为压制政治异见而推行的法律，目的是影响香港的自由选举，巩固共产党独裁专政的地位
中共政府不顾香港人民的抗议，推行香港国安法。反应出中国政府为排除异己，对人权，民主的践踏。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邪恶的本性，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香港由于·有名义上的政治自由，和强有力的民主运动。在中共眼里，香港一直是麻烦之地，国安法的推行，就是中共通过政治武器来扼杀香港的民主运动，干预香港民主选举，控制，是选举不再能反应选民的真实想法。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共独裁专政的目的。
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做法进行了强烈反击，采取了制裁措施，甚至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但都无济于事。从某种角度来看，西方的反击似乎让中共的胆子更大，它把香港异见归咎于外国干涉。推翻共产党的独裁专政需要民主意识的觉醒，我们应该通过街头抗议，网络造势等方式，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丑恶罪行，把民主意识传播到更多的中国人中去。

中国民主党党员
钱捷
2020-09-02

中共政权是一个充满斗争、仇恨、屠杀、战乱、谎言和恐惧，反人性、反自然，杀人如麻、专制独裁，破坏民族文化、暴力恐怖统治的政权。
今年以来，一场源自武汉的肺炎瘟疫（COVID-19病毒），因中共蓄意隐匿与造假而肆虐全球后，它“以疫谋霸”的野心暴露无遗，频频借着军事演习扩张势力，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宁与和平。
现在全球面临的麻烦、挑战，无论是中印冲突或武汉肺炎，都是中共带来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是中共专制政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没有及时让世界知道，没能防止无尽苦难的发生”。掩盖武汉肺炎疫情，全球甩锅，“战狼”外交，罔顾百姓死活，这个政权打着人民的旗号所做的坏事数不胜数”。举世皆知，多年来中共“绑架”了所有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与法轮功学员等。这些由国家机器主导的大规模“绑架”，罔顾法律程序，恣意挟持无辜民众，再加以迫害凌虐，现代文明社会无法容许如此荒谬事情，却是当今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大陆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中共不断的用“无神论”与“反华势力”等邪说，对中国人洗脑荼毒，致使许多人相信了“爱国必须爱党”的谬论。但当人们逐渐清醒过来时，就会感到痛苦不堪。“心向自由，却无奈工作、生活被强权绑架。没有自由，就连呼吸都是沉重而谨慎的”。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与中共交往就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恶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中共不仅把本国民众当作人质，玩弄于指掌间，也威胁着全体人类的福祉。眼下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包括九千万党员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都必须在正邪之间明智抉择，既无犹豫或妥协的空间，也不容有回避躲闪的余地。
简言之，中共极权专制的本质，曾经造成八千万中国人的非自然死亡；现在它隐匿数据、导致疫情肆虐，又觊觎称霸全球，使世界上七十亿人都成为中共的隐性受害者；明乎此理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能主动脱离中共、远离邪恶，彻底与这个专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政党划清界限，只有从内心真正的觉醒，中国人民才能彻底获得拯救与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张麦修
2020年8月10日

我身为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一名党员，在看了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星期四(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后非常的感动。
蓬佩奥说，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作“正常国家”。他还说，中共不能代表14亿中国人民。中共几乎总是撒谎，中共撒的最大的一个谎就是中共代表14亿被监视、被压迫和恐吓的不敢说出真相的中国人民！美国不能再忽视中国人民包括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之门的勇士们的呼声。蓬佩奥在讲话中特地向在场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和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致意。他在讲话中还呼吁建立“新的民主联盟”，他说，自由世界一定能够打败“新暴政”。华为不再是一个无辜的企业，而是国家最危险的威胁，感谢国务卿、美国政府早认识了这一点。
武汉病毒就是中共病毒。是中共隐瞒、谎报，镇压那些说真话的人，例如李文亮医生、陈秋实和方斌。因为中共设置了巨大的防火墙，然后媒体垄断性不真实的、颠倒黑白的来报道，来蒙蔽中国人民的双眼，来洗脑老百姓。
王丹说，他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做这么大一个调整，几十年了他一直在为能让中国人民尽早得到民主自由而努力。保护人民也要保护民主制度。身为一个中国人听到美国会带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我们一起对抗中共的独裁和一党专制感到高兴。
被蓬佩奥称为中国民主运动之父，魏京生先生表示中共最怕中国近14亿被压迫人民的呼声和真实意见胜过任何敌人。中共就是以谎言和暴力专制起家的。
希望越来越多的国人早日翻墙看到真实的报道，团结起来早日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暴政，让中国人民早日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被独裁的专政共产党控制，让所有中国人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活着。

中国民主党党员 王秀梅
2020年8月1日

第一次听到刘晓波这个名字，是在民主党课堂上，听主席讲述他的生平事迹，由于中国大陆对新闻媒体、言论的管控，我不知道什么是天赋人权，民主自由，更不知道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英雄们，通过学习了解到更多中共的丑恶嘴脸，对人权的无视与践踏。让我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7月13日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三周年，刘晓波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贡献很大，因为他持续二十多年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民间抗议活动，而由刘晓波所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更是将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8年刘晓波发起和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的宣言，其内容提出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解决两岸问题和各民族问题，其内容触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城乡差距与环境保护等。这份宣言也迅速得到303位中国民主人士与知识份子的响应，但同年12月，刘晓波便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次年年底，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2017年7月13日病死在狱中。
刘晓波用他的行动，用他的死去唤醒民众，揭露中共的腐败暴政，为民主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刘晓波的事迹激励着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努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丹
2020年7月21日

“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社会引发比较强烈的反应，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太多的干预，引发民众抗议爆发骚乱，对于香港的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独立的关税区域，是香港实现繁荣的一个基础，是香港拥有如今地位的基础，如果是这个基础有所动摇，那么对香港地位的影响巨大。香港人民无法接受，没有安全感，会流失一些技术人才，会带走很多资金，对香港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会出现动摇，香港资产的流动性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中央政府高喊防止任何企图分裂国家的举动、不可分裂国家。这个听起来正常的法案，为什么再次引发香港人民的强烈反对，乃至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同时对中国开炮？这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毁掉了当初的国际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理念和承诺，北京对香港控制越来越大，甚至逐步“一国一制化”。
香港人民说“国安法”来香港、香港变新疆。其实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国安法”的实施有几种方式：第一通过香港警方逮捕人士、并送往内地接受审判。第二由香港警方执法，但由香港法庭审判。第三在香港设立专门实施国安法的机构负责执行甚至审判想管案件。所以香港人民担忧中国中央政府干预香港的司法自治权，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立法以暴动和分裂国安法为理由，直接介入香港制定法律，定这些人为叛国、煽动叛乱、颠覆国家政权罪、担忧香港人不再安全。

中国民主党党员：于杭杭
2020年7月19日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共地方政府的一党专政下的官员高度依赖上级指示，并倾向于粉饰数据，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政绩，选择瞒报和迟报。在疫情初期，武汉地方政府未能及时上报真实情况，担心因失控疫情遭到中央政府的问责。内部信息封锁，医生和专家的预警信息未能公开，例如

李文亮医生因揭露疫情而被训诫。外行人领导内行人，导致真实信息封锁使公众和其他国家未能提前做好准备。

在疫情初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声音被政治考量压制，导致防疫措施推迟。例如，中央政府一度优先考虑维护春节期间的社会稳定，而非及时采取封锁措施。

一党专政中的权力高度集中，使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犹豫不决，未能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因为任何大规模措施都需要等待中央的批准。

一党专政下严格控制媒体报道。疫情初期，官方媒体淡化疫情严重性，误导了公众和其他国家的判断，延误了全球的防控准备。

一党专政下信息垄断的后果就是政府垄断信息渠道后，国际社会难以获取真实数据，阻碍了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和病毒研究。

加上中共的官僚主义与应急反应迟缓，由于官员的仕途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政绩，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倾向于隐瞒问题，以避免惩罚。这种文化导致疫情初期的信息和反应都滞后。

尽管一党专政下的中国政府在疫情中后期迅速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封锁，但这种强制手段以侵犯公民自由为代价，导致社会紧张。

防控政策的缺乏监督，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和透明度，一些极端防疫措施（如强制隔离和封村）引发了民众不满，并在后期激化了社会矛盾。

信息封闭导致国际误判，中国政府未及时分享数据，导致其他国家在应对疫情上措手不及，加剧了病毒的全球扩散。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受到损害，阻碍了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

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导致疫情初期信息封闭、决策迟缓和防控不力。中共这种政治结构优先考虑政权稳定和政治控制，毫不关心在意民生和人权，不及时透明地应对公共危机。中国在疫情后期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也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严厉的管控下实现的，以剥夺人权为代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代价和国际信任危机。

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导致了疫情延误疫情的延误和恶化，影响了中国及全球的应对。结束一党专政，推翻中国专制政权，刻不容缓。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0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