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日有感
在中国的时候，一直以来只知道10月1日是中共所谓的国庆日。记忆中除了拼凑成的冗长假期、各种“厉害了我的国”的宣传、似乎也就没剩下什么。直到今年的十一，抱着对中共的切齿痛恨，我和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全体同仁，以及其他反抗独裁中共的团体们。一起在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公开谴责中共建政和建国以来无数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时，我才深刻感受到这一天实为全体华夏儿女的国殇日。

1949年10月1日中共利用颠倒黑白、欺骗大众等手段，建立并宣布了所谓的新中国政府。可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中共政府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这个伪政权一不是合法继承，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所产生。而当时真正合法治理中国的政府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1912年1月1日建立的，并在数月后从清朝皇廷手中正式继承了中国政权，在1949年败退后才迁往台湾。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如今的中华民国早已结束了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宪政民主，并屹立于台湾蓬勃发展，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肯定。正如赖清德总统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的祖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体制所创造出的繁荣经济，让台湾民众受益，让中国民众受益，让世界人民受益。

反观中共，窃国成功后的中共党魁毛泽东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1979年后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下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无外乎只是为了给中共政权续命，给中共试图称霸世界积累资本；2012年习近平上台，中共又一次逐渐且彻底地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亮出它的獠牙。“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镇压、镇压法轮功、镇压西藏、新疆“教育”营、计划生育政策、疫情清零政策、养老保险政策……中共对中国人民所做的恶罄竹难书！
每次中共以洗脑和煽动的方式在中国境内甚至境外庆祝所谓的国庆时，就是在肆意侮辱那些在各种运动中被它折磨致死的无数无辜亡魂。远的不说，就2020年以来中共极端的清零防疫措施，就导致了太多的人民百姓在封闭的空间中绝望地无辜惨死。而中共却将类似封城和强制接种疫苗这些反人类罪行美化成为所谓大国战疫的丰功伟绩，实在是无耻至极。

如今中国境内的百姓依然生活在中共精心编织的无数谎言中。由于新闻和舆论的严格封锁，很多人难以看清关于中国的种种真相。而中共则利用国内的一切传播媒介，向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进行反复洗脑宣传，致使很多同胞以为中共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政权。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伪政府是建立在数不清的皑皑白骨之上，建立在无数血腥的屠戮之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中国社会的无数棘手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那便是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中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加上网络屏蔽和封锁等技术手段，将中国人民隔绝于文明世界和自由言论的环境之外。对内宣传洗脑：日本和中国人民有血海深仇；美帝国主义导致人民困苦；你过得不好就是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剥削所致……使得老百姓身上的戾气越来越重，愈发地排外和仇外，也直接导致了诸多恶意攻击弱势群体，攻击外国人事件的发生。就今年以来，由于中共故意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发生了诸多恶性事件。6月份吉林市，4名来自美国爱荷华州的交换教师遭到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同月苏州市，一对日本母子等校车时遭一名男子砍伤，中国籍女子胡友平试图阻止被砍成重伤，不幸去世；8月份澳大利亚，一中国留学生向9个月大的男婴泼热咖啡致严重烧伤后潜逃回中国；9月份深圳市，一名10岁日本男孩在上学途中遭中国男子刺伤身亡；而就在国殇日当天，瑞士一中国留学生捅伤三名儿童……

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随着近年来在“总加速师”习近平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下行。中共再也难以用经济发展为其执政的合法性背书，于是中共极力煽动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以维护和掩饰其非法强盗政权的内核。这种利用民族主义掩饰执政危机的做法也并非中共首创，晚清慈禧便是利用义和团运动来点燃民族主义，极力拒斥改革并与文明世界对抗。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最终也导致了辛亥革命，更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如今中共也正重蹈晚清的覆辙，再一次以野蛮对抗文明，以邪恶对抗良知，这种做法势必将会导致其加速灭亡。

10月1日——华夏国殇日。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于中共和中国的真相；让我们努力唤醒更多的人们团结起来、勇敢地站出来疾呼与反抗。为早日实现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建立一个现代的宪政民主的华夏中国而努力前行。

中国民主党党员 陈立
2024年10月8日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已经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谴责，而纪录片《国有器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揭露与剖析。这部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由加拿大导演李云翔执导，基于多年的调查与研究，聚焦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的指控，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国有器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自2000年代初以来迅速发展的器官移植产业背后隐藏的黑暗真相。据影片披露，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远超出自愿捐献的数量，且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短得惊人。影片指出，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被监禁的政治犯、宗教少数群体可能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

影片通过证人的证词、记者调查、专家评论和公开的移植数据，揭露了一个系统性且残酷的器官摘取网络。纪录片中，几位国际专家提出了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质疑，并通过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指出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非法器官移植市场。一些受访者甚至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安全机构合作，从事这些不法行为。
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原则的精神修炼方法，自1999年在中国遭到镇压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酷刑折磨，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国有器官》中的证据表明，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系统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大多身体健康，并且拒绝放弃信仰，容易成为被摘取器官的对象。

影片中，前中国囚犯、逃离中国的医生以及国际调查人员的证词，都表明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了系统的体检，而这些检查并非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而是为了评估他们的器官是否适合移植。多个证人描述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失踪后，他们的家属再也无法得知其下落，严重怀疑他们可能成为了器官摘取的受害者。
《国有器官》上映后，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和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对这些指控进行独立调查，并采取措施制止强摘器官的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也对这些问题表示了严重关切，并敦促中国政府提供更加透明的移植数据和捐献机制。

2019年，伦敦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经过多年的独立调查，裁定中国共产党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持续多年，并仍在进行。该法庭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支持了《国有器官》中的指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器官移植产业依赖于广泛的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纪录片《国有器官》无疑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以详实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中共独裁统治下共产党非法器官移植产业的黑暗面，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悲惨命运。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否认这些指控，但该片所揭露的事实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谴责。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更多的调查、制裁与合作，以迫使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并采取实际行动。

通过《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人们得以看清一个独裁专制政府引发的伦理灾难，警示我们人类尊重生命与人权的基本原则不应被忽视或践踏，只要中国共产党持续掌权，器官摘取的恶行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的人权也更加恶化，目前共产党甚至已经将器官移植的魔爪伸向了配型成功的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的器官更加健康更加不容易产生排异反应。中国人民是时候起来推翻这个邪恶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享有民主自由包容的新政府了。

中国民主党党员 宣志强
2024.10.07

每年的十月一日，世人看到的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庆典，烟花与阅兵仿佛在宣告它的所谓“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是节日，而是哀痛的象征——我们称它为*国殇日*。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因为七十多年前，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沦为了独裁政权的猎物。今天，我们要声讨这个以暴力和欺骗起家的政权，揭露它统治下的无数罪恶。

中共的独裁本质
中共从来都不是人民选择的政府。它依靠暴力革命、谎言宣传和对不同声音的镇压建立其权力。毛泽东以“解放”人民为口号，实际上却将中国引入了无尽的政治运动和血腥内斗，数千万无辜的生命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政策中丧生。所谓“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沦为了少数权贵的专制工具，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此政权的脚下被践踏殆尽。

言论自由的窒息
任何独裁政权的基础，都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中共凭借庞大的宣传机器和网络审查系统，控制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表达。凡是敢于质疑政府或追求自由的人，都会面临迫害，甚至消失。无论是揭露政府腐败的记者，还是争取基本权利的普通公民，都会遭受严厉打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在这个体制内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

民族复兴的谎言
中共常常以“民族复兴”为口号，粉饰其独裁统治。它宣称自己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崛起，并成为了世界上的经济强国。然而，现实是，中共通过牺牲人民的基本人权，来换取其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劳工剥削等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只关注GDP数字，而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更严重的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红利只属于一小部分权贵阶层，绝大多数普通人依然面临生活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内外压迫：人民的困境
中共不仅压迫自己的人民，也在国际上对外进行扩张与压迫。它在西藏、香港、新疆等地区的政策，揭示了它对少数民族文化和信仰的敌视。近年来，中共政府对香港的民主抗争者实施了血腥镇压，对维吾尔族的种族清洗政策更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共的对外扩张和影响力渗透，也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

中共独裁的结局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依赖暴力和压迫的政权都注定无法长久。中共政权目前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永远存在。它靠谎言和恐惧维系的独裁体制必将在觉醒的民众面前土崩瓦解。中国的未来，属于所有追求自由、正义和尊严的人民，而不是那些坐在独裁权力巅峰的统治者。

今天，我们以“国殇日”为名，缅怀那些在中共独裁下受难的无辜生命，呼唤更多的人觉醒与抗争。自由的火炬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手中点燃，哪怕独裁的阴霾再沉重，我们相信，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人民。

结束中共独裁，迎接自由中国的黎明！

民主党党员-翟寥高
9月28日

近日，深圳发生的日本儿童被刺死案件震惊了中外社会。这起悲剧不仅让人们对个体行为感到愤慨，更让公众开始关注中国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仇日情绪。这种情绪背后，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延续、政府宣传的作用，以及民众情绪的积累。仇日情绪的增长不仅威胁中日外交关系，更对中国社会的内部和谐、对外形象以及未来发展构成严重危害。

中国的仇日情绪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惨痛记忆。数百万中国人死于战争，日本侵华所犯下的暴行深深刻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尽管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些记忆通过官方历史教育和集体纪念不断被强化，使得仇日情绪延续至今。

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将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以及各种文化产品，战争中的历史创伤被反复强调，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被激发。尽管铭记历史本身是必要的，但长期的单一叙事，使得很多民众将历史创伤与当今的日本人民混为一谈，导致仇日情绪不断累积。

特别是中日关系中的领土争端（如钓鱼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官方和民间的强烈反应，使得一些人将日本作为中国发展的阻碍和潜在敌人，逐渐形成了对整个日本群体的不信任甚至敌视。

中国社会近年来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民众在就业、房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境不断积累。由于缺乏有效的渠道宣泄这些情绪，部分社会压力被转移到了外部对象上，特别是具有历史仇恨背景的日本。这种情绪转移使得部分民众在面对中日问题时，反应更加情绪化，甚至选择极端方式进行表达。

深圳日本儿童被刺死案件，是仇日情绪在极端个体行为中的具体表现。这种仇恨情绪的增长导致暴力事件的增加，社会的道德底线被挑战。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应被严厉谴责，特别是针对无辜儿童的极端行为。这一事件暴露了社会中的仇恨情绪是如何促使个体失去理智，选择伤害无辜者的方式表达愤怒。

中国的仇日情绪对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每次涉及历史问题或领土争端时，民间的仇日情绪往往成为冲突的催化剂。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两国政府间的谈判与合作，也导致两国民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升温。深圳案件在日本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和愤怒，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日民间关系，并加深两国之间的隔阂。

仇日情绪的蔓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努力塑造和平、合作的国际形象。然而，仇日情绪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无疑与这种形象背道而驰。尤其是像深圳案件这样涉及外国无辜者的暴力行为，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法治状况产生质疑，削弱中国的国际声誉。

仇日情绪不仅对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产生影响，也在国内社会中引发潜在的危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仇日情绪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并演变为一种集体情绪。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对立，部分人群被极端情绪裹挟，失去了对事实的理性判断。长期的仇恨情绪会导致社会内部的撕裂，不仅影响民族团结，也可能诱发针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类似情绪，威胁社会的整体和谐。

深圳日本儿童被刺死案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它不仅是个体暴力行为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共党的洗脑仇恨教育下下，中国的下一代堪忧。社会道德的倒退与暴力事件增加，日益增长的仇日情绪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4年9月20日

为何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一再上演

近几年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上升，尤其是对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仇视情绪在某些媒体、社交平台和公众讨论中愈演愈烈。这种仇视背后的根本动因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遗留问题或文化冲突，还包括地缘政治竞争、国际关系中的不对等局势、以及共产党政府对政治形势的需要。

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可以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以及环境问题和就业压力等挑战不断浮现，政府可能会通过引导公众情绪，将矛头指向外部敌人，以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往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和一些政治宣传中的“假想敌”，被描绘为中国崛起的主要阻碍者。此外，日本由于二战期间侵略中国的历史，依然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主要发泄点。

国内宣传强调中国的崛起与外部势力的“打压”密不可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的合法性。在这种话语中，西方和日本被塑造为中国发展的外部压力，这种叙述可以增强公众对国家和共产党政府的认同感，推动对其持续不断的支持，从而维持内部稳定。与此相对应，国际舞台上的强硬态度和民族主义倾向往往能够提升领导者在国内的支持率。而这一类民粹分子往往被标榜为所谓“战狼”。最具战狼代表的是前驻法大使卢沙野。

前几日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杀害了一名在华的外籍儿童，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国内仇外情绪的担忧。据报道，这名男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仇恨言论，尤其针对外国人。这一案件让人不得不反思：国内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影响普通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把这一犯罪行为合理化。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关“外来威胁”的讨论时常充斥着夸张的言辞，部分人将外籍人士视为社会问题的根源，甚至认为他们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这样的情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某些媒体和社交舆论所放大，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群体性仇外心理。这起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许正是这种仇恨情绪累积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仇视情绪，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交织。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八国联军侵华、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在中国公众记忆中挥之不去。中国在这些历史创伤中的受害者形象，至今仍然通过仇恨教育体系、抗日电影、文学和官方及自媒体不断被强化推波助澜。这种集体记忆不仅加剧了对外界，特别是日本的仇视情绪，还为当下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合理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试图通过塑造外部“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并通过控制舆论和传播民族主义言论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

苏州校车案和深圳案件的发生对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全世界有良知正义的国家与社会都必须正视共产党培养出的一大批有民族主义并且情绪过度膨胀的人群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撤资撤侨，收紧签证，减少与共产党人员往来，避免再次发生人员遇袭伤亡惨剧。

其次，各个国家政府在维持自己本国主权和捍卫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应注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沟通，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放任此类犯罪并拒绝道歉的行为，公开吉林四名美国教室遇刺案，苏州日本校车袭击案和深圳刺杀幼童案的审理过程及结果，全程公开公平透明并派相关国代表参与庭审。最后，中国民众也需要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避免被极端言论所左右。网络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快速与广泛，但同时也增加了极端言论和假消息的流传风险。中国民众应当意识到，外部国家并非敌人，仇恨情绪的煽动只会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安全。

只有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理性的思考，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成为暴力与仇恨的温床，推动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与进步，在当下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谈何容易,唯有推翻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还真相与民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此类案件发生。

中国民主党党员 宣志强

2024.09.18

从1949年共产党夺得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共垄断中国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意志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只能服从，不能质疑，更不能违逆。这正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根本标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一党专政这一点却始终未曾有丝毫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共产党一直都在“加强党的领导”。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一党专政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体制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

当然，共产党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搞一党专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说法，它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一党专政。

中国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党领导体制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避免多党竞争带来的分裂和不确定性。

然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之中，政党与政党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被另外一个政党“领导”着，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愿意接受他党的领导，追随他党的纲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了。

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中共允许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都不能算是独立的政治团体，而只是名义上的“参政”团体，都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始终是它们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们唯一的政治选择。

半个多世纪来，每当共产党作决定、下指示时，各“民主党派”总是众口一辞、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现实喜剧。无论中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越、支援波尔布特，还是“阳谋”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帮萨达姆、声援米洛索维奇和打压台湾、封杀民主党、法论功、中发联等，八大“民主党派”从未敢说一个“不”，反而不遗余力地始终维护着一个共产党“一贯是正确”、“一贯代表人民”的政治笑话。

尽管民主远非完美的政治制度，但它无疑是实现平等、减少冲突和提高公民参与度的重要工具，是现有的最佳政府制度。中国何时能转变成民主政体的国家，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红芬
2024年9月5日

转眼四通桥事件已经快两年了。
2022年10月13日，一位勇士在北京市四通桥上挂出了两幅巨型横幅。横幅上写着：

1.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2.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同时，这位勇士点燃了桥上的轮胎，以吸引人们的注意。事件发生后不久，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将抗议者带走。中国的网络审查机构也快速行动，删除了所有相关照片、视频和讨论，封锁了“北京四通桥”等关键词的搜索。勇士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勇士的抗议横幅直指中国政府的极端清零政策。
抗议横幅不仅仅是对疫情政策的批评，更是对中国整体政治环境的控诉。勇士的标语中提到“要自由”、“要改革”、“要选票”，这些口号呼应了中国大陆民众对言论自由、民主权利和反腐改革的长期呼声。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封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言论和政治活动的控制，越来越多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和知识分子被压制。

四通桥勇士的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他以个人之力挑战了极权体制的沉默，象征着在政治高压下依然存在的反抗精神。

四通桥勇士的行动，展示了一种非凡的个人勇气和对抗压制的决心。在一个高度审查和控制的环境中，他的抗议行动不仅揭露了中国政府的治理问题，也激发了人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
尽管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镇压措施，但这一事件的影响和象征意义依然在民众心中持续发酵。四通桥勇士的名字，成为了象征反抗和勇气的代名词，也提醒着世界在专制制度下，追求自由的力量依然存在。

“四通桥勇士”代表着我们这些反对中共独裁，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对中国国内政治压制的抗议和对自由权利的呼吁。
中国民主党
周恭生
2024年8月20号

中国山西奥瑞生物医药公司盗4千具尸制药案，吹哨律师却被中共打压控制引发的思考

中国山西奥瑞生物医药公司盗取4千多具尸体，用于制药的案件不仅揭露了医疗行业的深刻问题，还引发了对律师和司法公正的更大关注。

在这一事件中，吹哨律师的声音遭受中共控制，使得本应揭露真相、追求正义的过程受到阻碍，体现了中国体制下对异见和独立调查的打压。

首先，这一案件展示了中共体制内部对信息的严控。面对如此严重的医疗丑闻，吹哨律师原本应发挥重要作用，将案件曝光于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关注和舆论监督。然而，中共控制下的司法系统对吹哨人的打压和封锁，不仅限制了事件的进一步揭露，还将案件的讨论范围压缩在官方认可的框架内，削弱了公众对事件真相的了解。这种信息封锁政策使得体制内部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腐败和滥权行为也得不到充分揭露。

其次，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法律体系中缺乏独立性的问题。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独立于政治权力，司法部门应维护正义和公正。然而，吹哨律师受到中共的打压，无法自由地开展调查和发声，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无论是媒体还是律师，原本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但在集权体制下却成为被打压和控制的对象。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吹哨人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和推动社会进步，但在当前的中国体制下，这样的行为往往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唯有保障吹哨人和异见者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杜绝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因此，构建一个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需要不仅仅依赖于法律条文的完善，更需要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和社会各界对自由、公正的共同追求。
中国民主党党员 杨诺
2024/08/20

中国共产党（中共）通过教育体系对青少年实施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这被一些观察者和批评者称为“教育毒害”。在这种教育体系下，青少年被培养成对中共忠诚和支持的未来公民，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历史教科书常常选择性地呈现历史事件，突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的“伟大成就”，同时淡化甚至完全忽略其政策失误和历史错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接触到的历史和政治知识是经过严格筛选和操控的，形成对中共的正面印象。

中国学校的课程中设置了“思想政治”课程，从小学到高中都必修。政治教育课程中，青少年被灌输“爱国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等观念，培养对党的忠诚和服从。这种爱国主义教育通常与对中共领导的崇拜相结合，要求学生认同党的价值观和政策，同时对其他政治制度或西方民主国家持批判态度。

中共在教育中往往将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描绘成“虚伪”、“危险”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教育模式导致青少年对外部世界缺乏客观认识，形成对西方社会的敌对或偏见态度。与此相反，中国的“一党专政”被描述为“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并被描绘成是唯一能够保持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模式。

中国教育体系强调的是“听话”、“服从”和“记忆”，而不是“思考”、“质疑”和“辩论”。在学校教育中，学生被鼓励记住标准答案，而非质疑和批判权威观点。尤其在涉及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由讨论受到严格限制。课堂上学生的言论受到监控，教师在教学中若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受到处罚甚至解职。

学校鼓励并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如唱红歌、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主旋律电影等，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与此同时，任何形式的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活动或言论，尤其是在校园内，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或“煽动行为”，并遭到打压。这种环境下，学生的言论和行为都受到严格的规训，缺乏自由表达和探索多样性思想的空间。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实行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屏蔽了大量国外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平台（如Google、Twitter、Facebook等）以及其他被认为具有“颠覆性”信息的网站。青少年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很难接触到未经筛选的多元化信息和观点。对外界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官方媒体和政府许可的网站，形成对世界的单一和偏颇的认知。

社交媒体是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但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都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运行。敏感词被自动屏蔽，敏感话题的讨论被迅速删除，异见者的账号被封禁。这种环境下，青少年的思想和舆论受到严格引导，许多人可能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冲突和反对声音”的社会中。

在中国，教师不仅是教育知识的传播者，还被要求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守门人”。学校和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政治学习、考核和培训，要求教师严格遵守“政治正确”的标准。在课堂上，教师如果涉及敏感话题或发表“错误”言论，可能面临学生举报、同事揭发或行政处分等风险。教师的这种高压状态进一步传导给学生，导致整个教育系统对自由讨论和批判性思维的进一步压制。

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对高校的政治控制，要求高校严格把关教师的“政治立场”和“课堂内容”，清除“错误思潮”和“西方民主思想”在校园内的传播。这种教育体系的去政治多样性，压制了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和多元讨论，进一步限制了青年人的思想开放性。

由于上述教育和信息控制措施，中国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对中共的认同和对其政策的支持，同时缺乏对多样化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接触和理解。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敌对或怀疑态度，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立场。

中国的青少年在这样一个充满管控和禁锢的环境中成长。

这种“教育毒害”策略对青少年的独立思维、批判性能力和多元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限制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创新。

只有推翻中共，建立一个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创建一个更开放和多元化的教育环境，青少年才能真正培养出独立思考、批判性分析和开放心态，助力社会的长远发展和进步。中国才有未来和希望。

中国民主党党员
周恭生
2024/08/1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便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并通过多种方式将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给人民。这种教育核心目的是塑造社会对党的信任，并将其视为唯一合法政治力量。学校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政治课和思想教育课自小学到大学始终伴随学生的成长，并让他们丧失独立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教材和课程，确保学生从小就学习党的历史，理论，并理解共产党的目标，列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习近平思想等。这些理论核心内容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树立党魁对国家，军队，人民的绝对控制，成为所谓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唯一保障。

通过这种政治教育，共产党成功将自己与民族国家深度绑定植入人民思想中，尤其对于年青一代教育，通过反复灌输，潜移默化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言论和行为。

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受到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包括社交媒体影响者，自媒体网红，共产党确保所有新闻报道和评论都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媒体姓党，此外，共产党通过宣传部等机构对媒体施加审查制度，电影，电视剧，文艺作品都包括其中，严格防范不符合共产党观点的声音出现，其内容大多带有明显的爱党主义色彩，将共产党员塑造成英雄，贬低丑化西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文化输出影响一代代中国人。

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中，共产党呈现自己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国家复习的唯一领导者，列入：在抗日战争期叙事中，虽然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却淡化他们所作的贡献，突出自己才是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者和胜利者。这种选择性历史叙事塑造了共产党所谓的“光辉”形象，同时掩盖了真实的历史。

此外，在涉及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64天安门屠杀事件等错误问题时，共产党官方媒体往往选择轻描淡写甚至闭口不提，再或者将过失甩锅给特定个人头上，列入将文革错误归咎于四人帮，闭口不谈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文革等运动。将8964学运污名化为”反革命暴乱”这种历史操纵使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真相，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正当性和执政合法性.

中国还存在有强大的社会监控系统，随着技术发展，中国政府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对中国人民进行监控。这种监控少部分可以用于打击犯罪，更多的是对人思想和行为的监视，人们在这种环境下往往会因为害怕而自我审查，避免出现任何可能与共产党相悖的言行，形成集体无意识的“自我驯化”。这种模式延续至今，尽管形式有变化，任何与党的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都会遭遇打压。近年来，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者白纸运动，香港返送中参与者等群体常常遭遇监禁，审判或者”被“消失”。

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复杂有效的手段，成功塑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认知。通过教育，媒体，历史叙事，社会监控和爱国主义宣传，共产党不仅仅通过外部力量控制社会，也在潜移默化改变中国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使得他们言行和世界主流“格格不入”。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国年轻一代无法接触更多外部信息和真相，共产党未来还会维持这种意识形态绝对控制。为了子孙后代不再被共产党压迫洗脑，中国人民应该勇敢的站起来，推翻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将自由和人权还给中国人民，让中华大地实现真正民主宪政，融入到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

中国民主党党员 尹莉
2024 08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