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党员随笔

张燕:悲催的中国娃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关乎未来的战争正在悄然进行。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场围绕教育与机会的无声竞争,其战场横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育阶段,从繁华的城市到偏远的乡村。在这场战争中,所有参与者——无辜的中国娃——都被迫装备重甲,步入一个看似公平但实则残酷的竞争环境。

从孩提时代开始,中国的孩子们就被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学习马拉松。教育体制的设计似乎只为了应试,而非培养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幼儿园不再是孩子们玩耍和探索的乐园,而变成了学习字母和数字的训练场。小学和中学阶段,学生们的生活被密集的课程和无尽的作业填满,课外辅导班和各类培训班更是挤占了他们宝贵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这样的童年不仅剥夺了孩子们的快乐,也压抑了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

当谈到中高考,更是一个高压和极端竞争的代名词。这两大考试被视为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关键节点。每年,数百万考生为了这几天的考试焦头烂额,家庭和个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然而,这样的选拔机制并未能有效预测和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多元化人才。相反,它强化了一种狭隘的成功观,即通过标准化的考试获得高分即为成功,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能力,如创造力、人际沟通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中高考过后,大学教育本应是知识和视野开阔的舞台,但现实却是,许多学生发现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脱节,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此外,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差异巨大,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毕业之后,尽管持有学位,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高学历并未转化为相应的职业机会。随着就业市场的饱和和高学历化趋势,‘高学历低能’的现象愈发普遍。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个人的背景和家庭资产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变量。这不仅造成了才能与机会的错配,也使得社会流动性受到严重阻碍。

中国的教育和就业体制亟需改革。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将重点从应试转向全面发展,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同时,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和就业的固化模式,建立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制度,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尊重。

最终,我们需要为中国的娃娃们创造一个更为公正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他们应该拥有探索世界的自由,拥有在兴趣和热情中找到自我价值的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未来才能真正充满活力和希望,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真正的竞争力。毕竟,国家的未来寄托在这些年轻的肩上,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潜力被无情的制度所束缚,不能让更多的“中国娃”在成长的道路上感到悲催和无助。改革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2024年5月7日

民主黨黨員:张燕

周恭生:“反送中”后的香港不再

“反送中”运动在2019年爆发,主要参与者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在运动被镇压后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无力感。对未来前景的悲观态度使得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选择移民或前往海外发展。社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年轻一代的政治冷感和对本地政治的疏离感也在增强。

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因为参加运动被打压,被清算,而被迫逃离从小生活的地方—-香港!

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长期以来被视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享有高度的法治、自由和透明的商业环境。但在“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香港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些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对香港的商业环境和法治前景表示担忧,逐渐将业务或总部迁往其他更具稳定性的地区。

在镇压运动后,香港的教育体系也受到了重新调整。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材和课程的审查和控制,推行“国民教育”课程,旨在灌输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这些措施引发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担忧,他们担心香港教育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将被削弱,下一代的批判性思维和多元价值观可能会受到限制。

“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有所增加。许多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治局势、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并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香港问题发表声明,并采取了包括签证限制、制裁等在内的措施。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融合进一步加深。香港逐渐被纳入大湾区的发展战略框架中,强调与广东省和其他大陆城市的紧密合作。这种转变被认为是中央政府旨在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和治理,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党专政的政策,对社会带来的只有伤害和文明倒退。如今的香港就是非常好的列子。

“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自由和法制不再。与过去相比,昔日的“东方之珠”的光辉已经逐渐黯淡。

中国民主党党员
周恭生
2024/04/25

黄嫣:中共会很快的瓦解并走向灭亡

在习近平总加速师的折腾下,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得到了觉醒。中国共产党的魔爪不仅伸向了东南亚国家,还在西方民主国家干预竞选,甚至贿赂退休官员迫害中国反共人士。 现在的国际大局势,不仅是天要灭中共,面临国际民主国家的制裁下,中共瓦解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国的经济,中国起家是因为民主自由发达国家在中国建厂,给中国输入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共的丑恶的嘴脸就是学到了技术之后,就进行窃取。现在不仅国际民主阵营对中共进行技术封锁,还把中共最以为傲的最底层的小商品生产也不和中国合作,把市场转向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在疫情期间,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导致今天的中共面临破产的边缘。先是恒大的破产会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全面崩盘,然后是保险的暴雷,后续还会面临银行的破产,信托的破产。

在历时从长河中,独裁的下场都没有好结果,比如卡扎菲、萨达姆的悲惨结局就能映射出习近平独裁者的悲惨下场。我也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真正的觉醒,认清中共独裁绑架十几亿人的真实写照,勇敢的站出来与独裁者说不!

中国民主党候补党员 黄嫣
2024年4月19日

刘畅: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与中共的没落瓦解——记我眼中的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与中共的没落瓦解
——记我眼中的中国民主党

我的政治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我父亲的经历有所关联。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父亲也曾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事后遭受到了中共的秋后算账,在单位一直被打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热情逐渐被现实的沉重所磨灭,开始对中国民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甚至偶尔发出消极的声音,比如质疑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是否有资格享受民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眼中王军涛主席的形象,他和我的父亲年龄相仿,却勇敢地选择了反抗,凛然面对镇压,远赴异国他乡依然坚持反抗,就这么坚持了48年。他就像是我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父亲,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坚持和勇气,不仅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
就是这样一位领导着千军万马的大主席,新闻舆论中的焦点人物,在和他接触多了之后,我觉得他是那么地甘愿做民主运动的铺路石。王主席率先提倡,并自己践行着街头运动,坚持每周都上街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声音极其洪亮,我曾拼劲全力想赶超他的音量,始终望尘莫及。历史是由具体的人推动的,民主运动统计数字背后都是用人的时间、精力、金钱、汗水乃至血液铸就的。王军涛主席用他的行动和坚持,也为我们构筑了中国民主党这个平台,让我们也可以试着活出尊严,恢复自己的本能和勇敢,同时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付出自己的努力。
在我看来,王主席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的政治智慧和包容,善于集结不同立场的人士,找到共识和相同的目标,这也是在干翻中共过程中的一个必备素养。这不只是一种胸怀,更是睿智。在“和理非”与“勇武派”之辩、在“驱除中共、恢复中华”与“不同民族各自独立”之争的不同意识形态背后,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观点虽然大相径庭,甚至存在激烈冲突,但都是在中国民主进程中需要好好去对待和回应的呼声和设想。没有必然的对错,只有不同的视角和尝试。王主席的智慧正在于能够联合各种思潮的反抗人士,在推翻中共这一目标上步步为营地向前稳步推进。这其中也包括饱受习近平压榨和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吏,王主席的原则就是“不要害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枪口抬高一寸”,从来没有说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反而给了他们指了一条活路和明路。
比起对毕业于中美名校的王军涛博士的钦佩和仰慕,我真正加入中国民主党的原因其实还是接触了加拿大委员会的余厚强主席和赖昌丰秘书长。
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中,余厚强主席的经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创始人,余主席的个人经历就是对中国民主运动不懈追求和牺牲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年,他参加过六四民主运动,亲历了那场风雨如晦的历史时刻。之后,尽管坐过中共黑狱,直到在加拿大定居,有了安稳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之后,仍然心系中国的民主事业,在2018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他的带领下,加拿大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
海外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深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理解和关怀愈发淡薄,反而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认为批评中共就是在否定中国和他们自己。这种扭曲的感情,让他们对中共开始抱有一种违背理性的忠诚和眷恋。余主席没有和这些人公开辩论,而是默默地用他的心血和汗水去诠释着中国民运前辈的情怀。尽管他在加拿大有着稳定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他的心却始终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同在,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中共病毒肆虐期间,余主席曾经身患重症,至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和严重的后遗症,但这并没有击倒他,而是继续冲锋在反抗中共运动的最前线。他的人生经历和选择,给所有已经逃离中共魔爪的中国人以启示:不论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美满,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根——中国和中国人民。
加拿大委员会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元老是赖昌丰秘书长,他在中国民主党中的影响和贡献远超过他的年龄。奉献、实干还非常时尚,我最早浏览加拿大委员会网站时就是被他的身影所吸引,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艺术家,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有个性和活力在一个自由国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街头行动的领导者,需要有足够的人格魅力。赖秘书长不仅以他醒目的个人品味脱颖而出——比如他那标志性的发型和独到的穿搭,更以其默默的付出和实际行动为中国民主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赖秘书长的背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担任高管的他,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在处理党务工作时游刃有余,更使得他能够深刻理解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有效地协调各种资源和力量,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在赖秘书长的现场领导下,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功举办了数十次重大活动,无论大事小情每一次都是他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不仅限于组织策划,更包括为推动民主事业付出的财政贡献。赖秘书长的无偿捐献,为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也吸引了许多其他年轻人加入到中国民主运动中来。
中国民主党正面临一个重大发展机遇,今年王军涛主席在党课中曾经这么讲过,他也是身体力行去主动抓住这个机遇。
今年3月初的国是会议第一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民主党重要的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点。这次会议的核心并非在于立即解决所有问题或提出具体执行计划,而是在于为中国的未来定下一个框架性的方向。在众多观点和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为接下来的具体实施和行动提供指导。国是会议的“是”,之所以写成“是否”的“是”而不是“事情”的“事”,正是因为它试图在众多复杂的议题和观点中找到共同的立足点,目标是为了明确解体中共及此后的中国民主化方向,要避免陷入无尽的争论之中。这次会议的十大宣言就是确立了一系列共识。
中国民主党的殊胜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团体,而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中国民主党曾在中国民政部申请注册,也明确表示过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参与中国政治、力求执政的政治目标。这种身份和定位,使得中国民主党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道路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责任,也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和头号敌人。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如还政于宪、开放党禁、解放报禁、民选政府、司法独立、军队国有化等,不仅是民主党自身的行动指南,更是对未来中国社会架构的超前设想。这些纲领性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国是会议所希望达成共识的核心部分。通过这次国是会议,中国民主党再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作为一个政党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建立共识、明确方向,中国民主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描绘了一幅愈发清晰的蓝图。未来的道路或许艰难,但有了这次会议的指引,有理由相信,中国民主运动将更加坚定和有力地向前推进。
从我自身的历程来看,我的政治觉醒与很多人的经历大不相同。天生反叛的我,从未轻易真正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洗脑。我记得,在2003年我刚步入大学校门,便勇敢地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教组织的文章。那时候,我对民主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我的行动更多是出于对公正和真理的本能追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批判性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了解,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这就是个非法窃取了中国政权的恐怖组织。尽管我在国内从未参与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唯一参与的一次投票是选举学校老师作为候选人的市人大代表,面对我既不认识,也不认同他们事迹的候选人,我果断选择了弃权。关于六四,我长时间以来的看法是,那是一场残酷的屠杀,而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则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党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更加清晰地看到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以及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意义。
我坚信中国民主党以及我们加拿大委员会每一位党员都可以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我自己,则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继续以我擅长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伟大的事业中,为中国的民主奋斗。
我梦想着有一天,所有中国人都能够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生活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中。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这一天终会到来。

党员刘畅

易伯阳:中共把中国变成了奴隶社会

按照Laura Brace在其著作《财产、劳动、自由和归属的政治》中的论述,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是指被当成财产,其阶级与牲畜一样,受他人(奴隶主)支配的人类,没有自己的人格、自由、权利,可以买卖,且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而不支付薪酬,且无人身自由者。奴隶制作为一种反人类的制度,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面。

观察中国当下的社会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奴隶社会。中国人被当作共产党的财产一样任期使用,而并无任何正当的政治权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的财产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劳动权益等一系列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而许多中国人由于中共的洗脑教育,对自身糟糕的处境并无明确概念。

中共在中国实施极其严格的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即便为了榨取底层民众的血汗,中共允许劳动人口外出务工,非本地户籍的外地人依然无法享受应得的基本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他们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却依然被严苛的户籍制度所歧视对待,这种制度比种族隔离还狠毒,堪称种族内隔离。

今年中国频频发生的烂尾楼事件,让有财力买房置产的中产阶级也成为了彻底的奴隶。由于严重的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民众积攒了一生的血汗钱在楼盘烂尾以后打了水漂,维权人士上访却纷纷被截访、殴打、关押,民众正当的财产权被当权者彻底无视。中共甚至用巧立名目的“寻衅滋事”这种口袋罪名污蔑维权人士,法治荡然无存。

中共虽然在1994年冠冕堂皇地颁布过《劳动合同法》,然而在现实的工作中,绝大部分员工从未享受过该项法律的保护。不仅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就连联合国在1949年颁布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里的条款,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都保障不了。这种奴隶一样的社会里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劳动权益被完全忽视。

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战俘工作时间应与该区普通工人工作时间法律规定时长一致,战俘在每日工作之中间,必须给予不少于一小时之休息。” “每周应另给予连续二十四小时之休息时间。”“此外工作满一年之战俘应给予连续八日之休息,在此期间工资应予照付。”“如采用计件工作等类方法时,其工作时间亦不得因而致其过长。”

反观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劳动时长、工资待遇、休假权利与就业歧视等现象,不禁令人唏嘘感叹。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连战俘的待遇都不如。所谓“996”“007”工作强度被普遍视为工作上的常态,拒绝加班的员工可以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地被任意辞退。中共政权利用中国人的身体与才智,极尽压榨剥夺之能事。

一百多年前美国黑奴患病尚且受到奴隶主的医治,而由于中共将公立医疗卫生系统打造成了吸血和揽财工具,拒绝给民众提供本应享有的医保待遇,导致许多中国人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甚至停止治疗强制出院。这种非人道的医疗制度让中国人的待遇连奴隶都不如,彻底沦为待宰的羔羊。

中国不仅让中国人遭遇了如此残酷冷血的对待,还禁止中国人自由表达他们的心声和诉求,用网络审查手段封禁了人们的表达自由。巴西前总统卡多索说,“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就像一个架在火炉上的高压锅,比监狱更为可怕。因为这种压抑人的自由表达的社会环境,终究会让人的精神状况变得不正常,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义于中共枪口下的民主烈士林昭,早就断言:当代中国,就是奴隶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林昭的先知先觉依然应验:中国奴隶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由于中共的高压恐怖专制,也由于中共的洗脑教育,像林昭一样勇敢反抗共产党的勇士在中国并不多见,而为数不多的敢于反抗的勇者,却被当局污蔑为叛徒。

法国作家拉·波埃西在其著作《论自愿为奴》中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以上论述真实地符合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思维状态。

在其著作中,他还讲到:“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生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几百年前的论述戏剧性地符合如今被中共洗脑的诸多民众的状况,实乃悲哀。

在加入了中国民主党之后,我认识到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抗议和宣传,让中国民众懂得自由和民主的真义,认识到自己的天赋人权,懂得捍卫自身的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权利,不配合中共的极权统治,不做中共的爪牙和奴隶,而是通过积极的抗争,争取个人的尊严,最终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中国人才会真正摆脱奴隶的身份,获得真正的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 易伯阳

2024年2月28日

姜殿君:浅析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

一、 强调共同体价值的社群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等学者为倡导者,北美出现了以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传统社区解体现象的政治学学说,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呼唤个体的社群责任,试图重构一种以小共同体为培养皿的公民精神。这种学说被称之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的著名论述:“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显而易见的是,古希腊社会公民权的实现有赖于城邦共同体的维持,城邦公民个体自由的保障高度依托于其自身的共同体德性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武装自卫能力。

麦金太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丧失了共同体意识。桑德尔在其著作《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批判了将个人看作是脱离一切共同体而完全孤立个体的观点,强调个体加入共同体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共享认同的事物。诸多社群主义支持者普遍强调共同体之于个体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社群主义与中共宣扬的集体主义有极大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以传统儒家乡绅自治结构为特征的小共同体被彻底瓦解,以党组织取代宗族结构而实施的暴力统治事实上是皇权专制逻辑的进一步深化。中共宣扬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瓦解民众自发联结和破坏天然小共同体为特征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二、 作为现代性基石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为现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主张个人权益优先于国家或社会群体,反对社会或政府等机构对个体人权的外部性干涉,通常与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往往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相混淆,将个人视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蔑视个体的尊严和价值。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曾这样评论自己:“我在所有的演讲中,不过教了一种学说,那就是个人的无限性。”美国史学者钱满素在《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平民个人的崛起无疑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明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莫不以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作为它们存在的理由。”

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主义教育环境下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其专制极权统治,自毛泽东时代起便强烈批判个人主义,消解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中,三位一体的党、政府、国家凌驾于一切个人的幸福、尊严与权利之上,党性高于人性,个人存在的目的便是实现国家的宏大目标。

近十几年来习近平发动宣传机器,试图向民众继续灌输国家主义话术,利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镇压个人,达到使个人绝对服从于政府的目的。然而中国人在经历了为共产党续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的空洞宣传和宏大叙事已然沦为笑柄。令中共颇感不快的是,即便是受政府严格掌控的市场经济,也能激发民众对于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捍卫诉求。

三、 社群与个人应明确群己权界

社群主义理论自出现起,便向自由主义的底层逻辑个人主义发起了挑战。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自由使得民众缺乏公共精神,令社会关系弱化,使社会面临个人原子化的风险。社群主义的主张者担心一旦社会关系分崩离析,人就不能生成为人了。个人原子化的情况在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尤为明显,民众彼此缺乏基本的信任和诚实,无法构建自组织,两脚羊一般任凭专制者摆布。

捍卫经典自由主义表述的英国哲学家麦克塔格特(J. M. E. McTaggart)在《价值的个人主义》一文中认为,“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手段”。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才有价值可言”。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们构成社会是为了所有个人的利益,而并非为了社会本身,人不是社会(国家、阶级、组织)的工具,而社会形式却是人类生活的工具。

用自由主义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话术不难发现,中共一直将作为个体的人作为实现所谓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国家利益的含义在无所不能的党整死和饿死了几千万人后究竟为何,却始终令人费解。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 “那些幻想以牺牲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最低保障的人们,最终会发现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群己关系争论的最终焦点汇聚于社群与个人权限边界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对群己权界问题有经典的论断,他认为自由的问题,在于划清社会或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界限。他认为“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 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的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

四、 极权专制是博弈失衡的结果

群己权界的博弈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在发生。纵观欧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个人、小共同体、政府三者往往构成一个博弈平衡结构。由于继承了传统和习俗,诸多个人构成坚实的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又与武断的政府权力博弈。而到了更晚近的时代,对个人自由有更强烈诉求的个体,更试图挣脱小共同体的约束和保护,而现实的结果却往往是将无力的原子化个人更直接地暴露于政府权力之下。

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通过打击教权的手段,将教会权力置于王权之下,从而大大加强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地位。他在政治圈子中排斥贵族,选择中产阶级人士担任重要政府职位,并亲自主持国务会议、政务会议和财政会议。教会与贵族作为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缓冲地带一步步被蚕食和瓦解,弱小无助的个人难有与大政府博弈的可能,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自此诞生,而比法王更惨无人道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头滚滚的大革命呼之欲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权专制能长久维持,秘密在于东亚大陆自秦以降,大一统皇权作为一种大政府权力,不断侵蚀和瓦解了诸侯、贵族、豪强和宗族的小共同体,使得民间社会的自发秩序难以茁壮生长。秦朝废诸侯立郡县、汉朝除去异姓诸候、隋朝推行三省六部、唐朝以科举压制豪强、宋朝强干弱枝和重文抑武、明朝废丞相立锦衣卫、清朝立军机处等一步步将中央集权推向极致,更将民间小共同体瓦解殆尽。

晚清与民国之际,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最终将个体与整体博弈早已严重失衡的衰朽帝国输入了更为残酷的统治技术,由此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控制与汲取能力。在这种残酷的专制秩序里,一切有真实博弈能力的小共同体灰飞烟灭,民众被拆散为彼此孤立的散沙。这种共产党发明的流沙社会里,义士被戏谑为莽夫,勇者被构陷为叛徒,皇权打着集体的旗号招摇撞骗,精致自私的原子人嘲讽试图捍卫消极自由的个人。这种社会既无社群主义亦无个人主义,有的只是无所不能的巨型官府,以及命如草芥的互害流民。

中国民主党党员 姜殿君
2024年2月28日

张燕:流失的河流,不屈的民族:德格县藏民的反抗

流失的河流,不屈的民族:德格县藏民的反抗

在遥远的西藏东部,德格县的藏民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政府计划在金沙江(藏民称之为“狄曲河”)上建造一座巨大的水电站,这个项目不仅将迫使当地的藏民和僧侣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还将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一切,都在没有征得当地藏民同意的情况下悄悄推进。
2024年2月14日,约300名藏民聚集在德格县政府大楼前,他们的行动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停止水电站建设,停止强制迁移。他们的声音虽然响亮,但却似乎未能触及决策者的心弦。社交网络上关于和平示威的视频迅速被删除,抗议的声音似乎被有意压制。
藏民们的抗议不仅仅是对一座水电站建设的反对,更是对他们生活方式、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捍卫。金沙江流域的水电资源虽然丰富,被视为中国水电开发的“肥肉”,但这片土地对于藏民而言,有着远超水电价值的意义。他们的家园,祖先的土地,即将被淹没在即将建造的水库之下。
环保人士早已对金沙江上的水电站建设提出警告,称其地质风险巨大,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地质隐患之一。然而,这些警告似乎并未被重视。近年来,金沙江沿岸的滑坡、洪水和社会动荡事件频发,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警示信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藏民们的抗议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家园发声,也为全世界那些面临类似威胁的社区发声。他们的坚持和勇敢,展现了对自己文化和环境的深深爱护。或许,他们的抗议不能立即改变现状,但他们的行动将被记住,成为抵抗不公与捍卫家园的重要一章。

2024年2月25日
中国民主党党员:张燕

张燕:中共领头羊何时迷途知返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与自然界中的万物共存,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雄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象征着勇敢与自由;牡丹以其盛开的花朵展现出华丽与骄傲,被赞美为花中之王;而小草虽然微不足道,但其生命力之强、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也令人钦佩。这些自然界的象征,不仅代表了各自的特质,也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在中国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人民往往被历史的巨轮所裹挟,面对权力的压迫和社会的变迁,很多时候不得不作出妥协与退让。这种懦弱,并非天性所致,而是环境与时代所迫。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政权用不同的方式管理与引导社会,而人民往往处于被动的一方。
然而,中国人民也有着顽强不屈的一面。历史上的众多起义和革命,无不体现了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从农民起义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从抗外侵的壮烈斗争到现代化的追求,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奋斗。
如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人民的意识也在逐渐觉醒。随着信息的流通和世界的互联,中国人民开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由、平等、尊严的重要性。虽然道路仍然充满挑战,但正如雄鹰需要逆风而飞以获得更高的飞翔,中国人民也在逆境中寻找着前行的力量。
未来,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人民的这些美好向往,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智慧和远见,更取决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共同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正、繁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像雄鹰一样翱翔,像牡丹一样怒放,像小草一样顽强,活出自己最真实、最美好的一面。
很多批评者认为,党的政策和做法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新精神。他们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共存,而不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主导一切。
首先,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批评者指出,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对媒体的控制压制了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限制了公民表达不同观点的能力。这不仅侵犯了个人的基本人权,也阻碍了社会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解决。
其次,政治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反对者认为,一个由单一政党长期统治的体系限制了政治参与和竞争,导致权力集中和腐败现象。在这样的体系中,公民缺乏足够的渠道来表达不满,参与政治决策,或通过选举换届来实现政权的和平转移。
再次,人权保护是衡量一个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许多人指责中国共产党在人权记录上的不良表现,包括打压异见人士、限制宗教自由和文化表达,以及在某些地区进行的强制政策实施,这些做法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此外,经济自由和私人企业的发展对于创新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批评者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对私营企业的限制仍然是创新和效率的障碍。
最后,一些反对者还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行为,包括领土争议、对外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理方式。他们认为,中国的一些行为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集中在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政治多元化的缺乏、人权记录的问题、经济政策的干预,以及国际行为对全球稳定的影响上。这些观点强调了改革和开放的必要性,以及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公平、包容的社会的重要性。

2024年2月3日
张燕

姜殿君:我亲历的2022吉林封城 ——《武汉封城》纪录片观后感

一、封城伊始

中共“清零政策”下的所谓封城,意味着中共为了实施其反人类的新冠防疫政策,封锁了一个城市
所有与外部连接的公路、铁路、水路等,将一个城市的人口完全于外界隔绝。2022年3月至5月,
我在当时自己居住的城市吉林市,亲身经历了长达3个月的封城,耳闻和目睹了诸多中共政府人为
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悲惨和疯狂堪比文革,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2022年3月初,在奥密克戎毒株的危害性已经远低于流感病毒,世界各国纷纷宣布解除防控措施之
际,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突然宣布全城新冠防疫进入紧急状态。我当时任职的中学在工作微信群
里发布通知,传达政府部门关于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的决定。城内的各个小区也纷纷宣布停止一切人
员进出。不久后,政府宣布所有民众必须居家隔离不得踏出家门。从此,长达3个月的残酷封城政
策宣告开始。

二、“志愿者”非“志愿”

我所工作的学校随即通知所有教师说,防疫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所有教师必须24小时
待命,随时准备好承担“防疫志愿者”工作。“防疫志愿者”即中国民众痛恨的所谓“大白“,是中共“清
零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被政府雇佣或强制,身穿白色防护服,在三年中共反人类防疫政策实
施期间,做尽了诸如殴打民众、封锁家门、破门而入、强制核酸、强制疫苗等恶行,令民众痛恨
至极。

2022年3月初的某天凌晨2点多,我突然接到了校长打来的电话,通知我马上到学校,准备好做“大
白”。在我看来,将几百万人全部囚禁在家,将城市瞬间变成监狱,并用狱警一样的所谓防疫人员
将此种荒唐政策强制执行,无疑是不符合任何一条法律的,并严重侵害基本人权,是中共政府一
意孤行的暴政。所以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暂时推辞了校长的要求。

三、“私自回家”是犯罪

随后的几天里,所有的小区被政府人员用铁丝网和钢板围住,并用“大白”24小时严防死守,不许
任何居民进出。“大白”开始了每天一次上门核酸检测,后期改为每天清晨都要进行的定时定点下
楼排队核酸检测。“大白”在此种政府制造的紧急状态中,拥有可怕的权力。有一次我家被“大白”敲
门,仅由于没有及时开门,便被他们恶毒地训斥为“不配合国家的政策”。

这种紧急状态下,中共基层政府的官员,例如社区主任同样被赋予了威胁并强制民众服从其决定
的特权。管理我所在小区的社区主任便每天在居民微信群里大肆发表威胁言论。倘若有人在清晨5
点下楼做核酸检测时动作迟缓或晚于她规定的时间,她便要对其当众严厉斥责。有一次一位身居
外地的邻居在微信群里询问是否可以回家,她甚至公然扬言:“我告诉你,你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
的。任何人胆敢私自回家,我都将把你移交给警察严肃处理。”自此,“私自回家”成为一项严重的
罪名。

四、拒绝做“大白”

在接到校长电话后的两周左右的时期内,我陆续接到了副校长、各部门主任的电话,强迫我去做“
防疫志愿者”。“志愿者”本意为自愿,但中共居然改变了汉语词汇的基本涵义,以自愿的名义实施
强制。在目睹了“防疫志愿者”的种种暴行后,我决定宁可丢掉工作也不去做“大白”,拒绝接听学校
的电话,不配合执行中共的极端政策。为此,我遭受到了学校领导的威胁恐吓。他们在微信上留
言给我说,如果我不承担此项工作,将由教育局和纪委监委对我实施严肃处分。

为了逃避这种可怕的迫害,我只能向学校谎称我居住在“高风险区”。当时我所在城市的各个小区
,按照所谓疫情的危险程度,被划分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我之所以谎称居住在“
高风险区”,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高风险区”必须以最严格的方式封锁,里面的人不可以外出
做“防疫志愿者”。此后,我所在学校的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在微信群里每天上报自己和共同居住人
的姓名、体温、居住地址、身份证号码、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的名称等详细信息。

五、“下沉干部”政策

进入4月后,政府陆续出台了各种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为了缓解“大白”人手的不足,出台了以“下
沉干部”为名的政策。所谓“下沉干部”政策,即动用街道和社区这种编户齐民式的严格的户籍管理体
系,筛查出各个小区内每一个中共法律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时我那种最基层的教师在
内,强迫他们充当“防疫志愿者”,执行政府决定的一切武断和残酷的反人类“清零”措施。上文提到
的登记详细信息措施,便是要为“下沉干部”政策做铺垫。

由于我一直向学校谎称我居住在“高风险区”,我便暂时又躲过了“下沉干部”政策的胁迫。即便如此
,我每天依然十分害怕,因为政府部门和学校领导不停地通知说,如果任何人在疫情期间谎报瞒
报信息,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实际上,封城和清零政策本身就不符合任何法律,他们口中
的法不过是领导的看法,不过是独裁者的个人意志。

我的一位前同事并没有我这样幸运,对于这种极端政策,她与我持有相通的观点,于是她直接拒
绝校长的安排,拒绝充当中共的“打手”和”狱警”,即拒绝做“大白”。她对良知的坚守给她带来了麻
烦,她在此期间遭受了社区主任带着中共基层工作人员三番五次的登门骚扰和威胁。后来经由她
的口述我得知,社区主任威胁她说:“执行下沉干部政策是你不可以拒绝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不
去做‘防疫志愿者’,我让你儿子参加不了今年的高考,我会动用一切资源取消你儿子的高考报名资
格。”社区主任甚至打电话叫来了警察来胁迫我这位同事,警察随即把他们全家三口人,在核酸检
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的情况下,绑架离开家里并送入了防疫集中营中长达一个月之久。

六、食品与药物短缺

政府将几百万人全部囚禁在家里长达三个月,终止了一切正常的商业活动,只允许政府特许经营
的商家供货,全城施行类似计划经济配给制的政策,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愈演愈烈的食物和药物
短缺状况。从封城执行之日起到结束的三个月内,政府只免费配给了两次蔬菜,每户每次大概只
有几公斤的重量。民众无法外出购买食品,只能在自建的微信群中,通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特许商
家购买,且商品种类极为有限,价格高出平时几倍,仅能供应最基本生存。此种购买方式被称为“
微信接龙”,即在通讯软件聊天群内逐一登记购买信息,在线支付后商家将食品投送至公寓单元门
前。

这种配给制式的食物供应方式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几百万囚犯一样人口的食品配给和投送绝非任
何政府能够胜任。即使可以微信群中接龙买菜,供货不足和配送效率导致的食品短依然造成了普
遍的饥饿状况。全市的各个小区内陆续出现了邻里以物易物的食品获取方式。不擅长使用手机来
买菜的老年人经常忍饥挨饿,常年服用药物的慢性病患者和和突发疾病的病人无法及时获取药物
和治疗,甚至医院以没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为由拒绝接诊,以至于将急诊病人和临盆产妇
拒之门外。

七、饥饿、断供与自杀

2022年4月至5月,在吉林市的封城进行了两三个月之际,由于人们的人身自由严格受限,不可以
外出工作挣钱,许许多多人丧失了收入来源。不少人在仅有的积蓄花光,而政府却不提供任何补
贴的情况下,存款愈来愈少以至于弹尽粮绝、陷入了经济上的绝境,越来越多的饥饿状况每天上

演。与此同时,由于收入清零,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房产和车辆的断供现象,他们无法偿还高昂
的月供,以至于纷纷跳楼自杀。我所在的几个微信群中每周都会出现市民因房产贷款断供或长期
封城导致的抑郁而跳楼的视频。

封城期间,中共的各级政府部门被给予了严酷的防疫任务,殴打民众和焊人家门的差事恶有恶报
,在三个月中长春和吉林市被强迫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大白”每个月被累死一个,政府美其名
曰为“抗疫烈士”。来自不同单位的“大白”之间更出现闹剧,他们之间甚至由于工作安排问题互相斗
殴,其视频广泛传播于当时市民的社交网络中。当时甚至有一个作为中共基层官员的社区主任,
由于其管辖的小区内病例增多而压力过大跳楼自杀。

八、中共是罪恶之源

在中共残酷的专制制度下,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往往并无明显的分野,施害者与受害者往往都是
暴政的牺牲品。嚣张跋扈的打人“大白”可以转眼被累死成为暴君的炮灰,而被打的底层饥饿市民
为了每天能从政府领盒饭果腹,可以在政府有需要时,毫不犹豫地穿上白色防护服,瞬间变身为
打人的“大白”。在共产党发明的这种非人社会里,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而受害者往往期待变
身为施害者。

类似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亲手炮制的各类政治运动一样,中共的“清零”和“封城”政策无疑将人性中
至为罪恶的一面激发了出来,其可怕程度堪比文革。很多人说中共炮制的三年“清零”政策已经过
去了,不会再有了。然而只要中共的暴政一日不被除灭,类似封城这种人道主义灾难便会永无止
境地上演。只有中共被彻底推翻,武汉、西安、乌鲁木齐、上海、吉林等封城政策下无辜惨死的
冤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告慰。

中国民主党党员 姜殿君
2023年12月31日

党员投稿 陈丰:《武汉封城》纪录片首映式演讲稿

今年 12月 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七十五周年,它宣布人人都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人
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保障。但是在中国,中共政府的权力被无限放大,老百
姓的自由和权力被肆意践踏。老百姓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蝼蚊一个,对于他们的贪婪,强权,暴
政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和痛苦无奈。
中共通过洗脑,捂嘴,甩锅和野蛮的封控造成新冠病毒全球大传播,酿成无数人间惨剧。中共的
谎言欺骗和操控,给全人类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中国共产觉就是万恶之源。我们大家要团结
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推翻中国共产觉的统治。
我们中国民主觉的使命就是结束中共的一觉专制,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我们致力于重建一个自
由的、公正和民主的新中国。让每个人都可以毫无恐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所有人的人权都得到
尊重,法治变得名副其实。
最后,我想明确一点,我们中国民主党不承认中共是合法政权,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中共从来
都不等于中国和中国人,中国的未来是人民的。

中国民主党党员 陈丰
202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