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六四全世界的反共人士都会聚集在一起，悼念六四事件的遇害者。
可唯独在事件的发生地—-中国，却不可以悼念。甚至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事件。
6月3日至4日夜间，解放军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对聚集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实施武力清场。军队使用了坦克、装甲车和步枪等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由于信息封锁和政府不公开死亡人数，外界难以确切知晓伤亡数字，但普遍认为至少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丧生。
中共当局在随后的数十年内，系统地抹去了“六四”的记忆，通过信息封锁、审查和历史改写，压制对事件的讨论和反思。中共对权利的绝对维护，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
任何可能动摇这一基础的举动都被视为威胁，必须被镇压。事件表明，中共在面对重大政治危机时，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统治权力，即使这意味着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和血腥清场。
前有六四，后有白纸运动。人民合理的诉求，换来的永远都是中共血腥暴力的镇压。谈判永远以生命的代价和失败告终。
推翻中共的政权，才是真正让中国人民知道中共的真相，实现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
中国民主党党员
周恭生
2024/06/04
中国共产党在集权统治下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和高压政策，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乌鲁木齐火灾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封控措施导致救援迟缓，造成重大伤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愤怒。人们认为政府在疫情管理上的失误和不透明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白纸运动的爆发正是民众对政府压制言论、忽视民生的反抗，示威者们不惧政府的压迫，勇敢的举起空白纸张，象征被剥夺的言论权利。
集权统治下的高压政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促使更多人意识到争取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
最终在2022年11月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白纸运动。年轻人们抗议政府的严格防疫政策和表达对言论自由的诉求。
这场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反映了社会对过度防疫措施的广泛不满和对更多自由权利的渴望。尽管最终被政府强力镇压，但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人对压力的的勇敢抗争和对自由社会的渴望。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反对中共集权统治中国的队伍中，早日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化，让悲剧不再重演。
中国民主党党员 杨诺
2024/05/30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于2022年1月16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教授时光”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中讲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现象时指出：“中国人走向苦难，不一定是悄无声息的，也有可能是载歌载舞的。”
中国人的确是这样的，以前曾是，而现在也是，正在载歌载舞地一步步走向苦难！这能被改变吗？残酷的事实是：恐怕不能。
自从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中国人便在这个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人祸横行，苦难不绝。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共这个组织，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地位和权贵利益，人民承受的一切结果可以说都是注定的。看看其他地区那些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如苏联、朝鲜、红色高棉、古巴、叙利亚、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只有独裁者下台，人民才可能走出苦难，否则只会在苦难的无限循环中自生自灭。
经过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当今中国人，物质基础普遍提升了，可是对美好未来憧憬了没多久，“好日子”就已经到头了。是因为习近平上台的问题吗？，也是，也不是。在根本上，只要中共不下台，独裁统治没有结束，任何时候的“好日子”都只能是短暂的，更长的只会是漫长黑夜。按习近平的说法，改革开放前中共为中国人带来累计数千万到上亿人死亡的各种运动，都是不能否定的“探索”。而现在，终止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已经在“新时代”的探索上狂奔了。
现在中国人的苦难，根据地域、民族、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拉长，人们的苦难虽分先后，但最终谁也无法避开。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针对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的不同程度的种族灭绝政策；中产阶级返贫，底层民众生存的挣扎等等，这样继续下去，最终整个中国将万劫不复。
中共让中国人跟着他们做“中国梦”还不够，还要让全世界人跟着他们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欧美国家终于彻底清醒，抓紧脱钩断链，保护好他们的“友岸”和“小院”，看着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无赖国家”相互壮着胆，自己把自己玩死。悲哀的是，就算国家被他们折腾垮了，可是独裁统治集团大概率不会被赶下台，他们的统治很可能依然稳固，14亿中国人的苦难只会将更加深重。
中共的夺江山和守江山过程中，愚民作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是空前成功的。这几年因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以及经济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人对当下不满的已越来越多，虽然其中也有对习近平不满的（但没有对共产党不满），但更多人会认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打压、遏制、卡脖子。他们即不知道历史真相，更认不清现实，全盘接受中共灌输的宣传，有着“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悟，所以中共的群众基础仍然非常牢固的，不可撼动的。期望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看出真相，继而觉醒、抗争，那是不现实的。但中共是不会对人民放松警惕的，“维稳”和“愚民”在资金和高科技的加持下，力度只会越来越强。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本来可以轻易地获取所需各类信息，但中共在其强大的“防火墙”和AI算法操纵下，为14亿中国人进行“信息投喂”，愚民效果甚佳并向其他独裁国家推而广之。
中国人被愚弄，被代价，可怜之人也必有其可恨之处，就像巴金小说《家》中的那句话：“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遭受了这么多年的苦难，人们仍然在装睡，打不醒，心甘情愿做“乌合之众”，共同做着“平庸之恶”。他们缺乏常识，逻辑混乱，一肚子传统糟粕，满脑子争当“人上人”，奉行丛林法则；“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紧跟中共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梦想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恢复祖上荣光，穷兵黩武叫嚣着武统台湾“让台湾人享有大陆人一样的待遇”，从全民核酸到全民抓间谍，仇视西方远离文明，等待着美好的“共同富裕”。就这样，中国人携手一步步载歌载舞地走向苦难！
中国人的希望在于大众的觉醒，若不能觉醒，就算哪天中共被赶下台，也不能确保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而更可能像是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的延续而已，人们的苦难依旧。苦难与大众觉醒的数量和时长成反比，只是这觉醒之路异常艰辛和漫长。
中国民主党 白晓明
2024年5月27日
1989年4月15日，中国改革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广大的学生和群众悼念胡耀邦，希望中国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并举行和平示威游行。6月3日晚，数万坦克，装甲车和20万解放军官兵从北京郊区不同方向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并对沿途抗议的学生市民开枪，北京的枪声彻夜不断。从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的血腥屠杀中死去了约有2万多人。6月4日之后20天，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众群情激愤，开始罢课罢工罢市抗议活动，被当地的军队、警察使用武力血腥镇压下去，自此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接着共产党开始对各地参与的学生和市民采用速判速枪毙的方式进行泯灭人性的杀人，毫无法制的杀人。
当坦克人站在坦克面前，阻止坦克前进，当数百万北京百姓站在部队面前阻止部队进入北京，当北京外围已经开始屠杀的枪声，数万的学生依旧站在广场上最后的坚守，当屠杀的消息传遍全国，各个城市的学生市民走上街头，我们中国不缺少勇士，中国人也不缺少勇气和勇敢。然而悲情的是，中共是独裁专制的统治，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和高高在上的傲慢权力，让他们 丧失了心智，他们采取毫无人性残暴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恶政。
共产党靠暴力夺权，然后又靠暴力让老百姓产生恐惧，而屈服于他们。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直至今日，一百年时间，一百年时间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共产党在一百年时间依靠血腥的屠杀，大概杀死了8000万～1个亿左右的人，（肃反A B团，查田运动，延安整风，土改运动，思想改造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大小肃托，公私合营，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严打运动，六四，镇压法轮功……）他靠着这种血腥屠杀维持它不公义不合法的政权。暴力，杀人，暴政，杀人……杀人是共产党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和手段。
六四事件，是人类史上仅有不多的动用国防军，使用坦克，机枪，刺刀对手无寸铁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学生、市民进行血腥屠杀的。中国共产党的无耻、暴政一览无遗地展露在世人面前，他们毫无愧疚，毫无遮掩，甚至还有些得意洋洋。就像流氓做了坏事，流露出无赖的神情，你能把我怎么样？此后，中共再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走向封闭落后，甚至倒退的政治体制当中。他们开始疯狂的掠夺民脂民膏，开始疯狂的将国家财富纳为己有。中共的本质就是邪恶、无赖、谎言、贪婪、冷酷、残暴。中共就是披着政权外衣的邪教组织。
35年过去了，中共依然掩盖真相，歪曲事实，试图抹去人们的记忆，强制国人遗忘。世界给了中共足够的时间去反省与改正，而中共却从未让世人看见他有一颗悔过的心，中共从未公开公正的去道歉去反省，现在却变本加厉的完全肯定。中国共产党准备邪恶到底，直到灭亡。
在这里，我向所有参与六四事件的伟大的人和灵魂高贵的人，致敬。向所有在六四事件中遇难或遭遇不公的人表达敬意。
在这里，我引用刘晓波的一段话，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中国民主党党员赵英
2024年5月24日
武汉封城期间的悲剧暴露了中国集权体制在危机应对中的诸多问题，如信息封锁、决策不透明、压制异见等。要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有人认为必须推倒集权制度，建立更为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治理结构。以下是关于为何这一转变被视为关键所在的分析：
1. 集权制度下的信息控制和不透明性
集权体制通常依赖于对信息的严格控制，任何不符合官方叙事的信息都会被压制。在武汉封城初期，疫情信息被延迟公布，早期吹哨人如李文亮医生等遭到打压，这种信息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疫情的迅速扩散和公众的恐慌。如果信息能够及时公开，社会各界可以更早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疫情的蔓延。因此，推倒集权制度，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通的机制是避免类似悲剧的基础。
2. 决策过程的封闭性与单一性
在集权体制下，决策过程往往是封闭和单一的，缺乏多方参与和监督。在武汉封城决策过程中，基层的意见和民众的实际需求未能得到有效考虑，导致了诸多不合理的执行措施，如对所有人员“一刀切”的封锁、物资供应不足等。如果有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制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修正，避免过于极端的措施造成次生灾害。
3. 对异见和公民社会的打压
集权体制往往对异见者和公民社会持压制态度，剥夺了公民表达意见、监督政府的权利。在武汉封城期间，许多公民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因揭露真相或批评政府的应对措施而遭到打压和失踪，导致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纠偏机制。推倒集权制度，能够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让公民社会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
4. 权力缺乏制衡导致的滥用
集权体制中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疫情初期，地方政府为了维稳和避免政治责任而掩盖真相，中央政府的指示层层传达过程中也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导致执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不人道和不合理的情况。推倒集权制度，能够建立一个权力制衡的体制，避免决策者为了维持权力而忽视民生和公共安全。
5. 建立更加民主和多元的治理结构
推倒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多元和包容的政治体制，使得各类社会力量和声音能够共同参与公共治理。这样的制度允许多方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和博弈，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形成更加灵活和人性化的危机应对机制。
6. 公民权利和社会信任的重建
集权体制的存在使得公民权利被限制，社会信任逐渐瓦解。在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公民权利得到尊重，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共同应对挑战和危机。通过推倒集权制度，重建公民权利体系和社会信任，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重要前提。
总结
推倒集权制度的核心在于让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结构。在这种体制下，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得到尊重，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危机，防止类似武汉封城的悲剧再次发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公民福祉和社会进步。
中国民主党党员 杨诺
2024/05/20
一、中国何以被称为后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作为一种对政治体制的描述，通常指由一位或一小群人掌握权力，他们通过严格控制民众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来维持权力。这种制度通常具有高度集权和压制性，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被一些观察者描述为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因为它由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政府对公民的行为、言论和思想实施严格的监管和控制。这种体制下，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受到限制，而党的权力几乎无限。
然而，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在笔者看来是更能准确描述中国社会现状的政治学概念。关于此概念，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的序言中曾经对此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后极权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
在该书的序言中，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李慎之先生继续给予了如下论述：“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诚然，随着中国共产党专制的全面深化，极权主义不再能准确描述诸多中国发生的新现象。经历了极权主义的驯服后，后极权中国的镇压机制与民众行为已然发生了变化，残酷的专制变成了比日常作息更平常的习惯，无条件的服从、配合乃至助纣为虐成为了天经地义的成功者的人生路径，是非对错不再是衡量良政与恶政的标准，乃至善恶已然成为最幼稚可笑的过时观念。
二、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对其引以自豪的镇压机制早有生动的自我描述：“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可见，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共，其对镇压民众的决心毫不掩饰，无须披上任何诸如经济发展、民族主义等的华丽借口以掩饰。
中共政权在如今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其党控制一切的镇压机制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但形式和手段从毫无掩饰的极端暴力转化为了如呼吸一般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中共的镇压机制可谓包罗万象，渗透深入至社会运行乃至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乔治·奥威尔《1984》中对一切掌握着最终解释权的“真理部”已然不再只是一个或若干个政府机构，而是成为了几乎每位中国民众大脑中的出厂设置。
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像极了如今已被中共要求内化于手机操作系统中的“国家反诈中心”，被装载进入了民众的深层神经网络中，时刻发挥着对设备之内的信息进行删除、篡改、拦截乃至全面劫持的功能。正如哈维尔所言，支撑着此种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诸如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
比哈维尔的描述更为冷峻的现实是，后极权主义中国的镇压机制不仅以恐惧作为镇压的利器，而是让恐惧转化为了一种民众与生俱来的本能，一种司空见惯的基本习俗和秩序，以至于人们已然忘记了导致他们绝对服从的真实原因是政府的暴力，全然无法意识到促成他们心甘情愿配合奴隶主的心理机制是极致的恐惧。
三、后极权主义治下的中国民众
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按照此种论述，后极权社会中，恐惧已然成为人们几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成为所有罪行的最佳借口和动机。
笔者看来，恐惧并不能完全解释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民众普遍行为模式的动机。而当下中国民众的行为模式，或可被刘仲敬先生总结为“互害博弈”。刘仲敬先生在《洼地与韭菜：阿姨论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与结局》一书中深入阐述了后极权中国民众的行为模式：“中国人并不愚昧。愚昧的意思如果是缺乏理性的话，中国人是非常理性的，他们采取的互害博弈方式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当中短期内最有利的方式。”因而他总结到：“互害博弈其实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后极权社会中的中国民众，更如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困在狭小窒息的牢房中挣扎喘息的囚徒，“内卷”与“互害”已然成为后极权中国新修订版本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正确，每个原子化个体的极端理性行为铸就了噩梦般的集体非理性，欺骗、出卖、背叛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正直、真诚、善良成了自寻死路的上吊绳。
四、结束中国后极权状况的路径
诚然，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然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存在，正如何清涟与程晓农在《中国：溃而不崩》中所言，中国已然陷入制度的结构性锁定：80%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都处于严重的溃烂状态。穷则思变，这种社会结构注定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极度紧张，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矛盾极度尖锐的高风险社会。
当绝对的权力无所不能，镇压机器整合进了民众的人格，恐惧已然内化为人们的生存本能，后极权社会的局面可否转变呢？笔者认为此种社会并非无药可治，因为恰是此种高风险社会，蕴含着变革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民主与自由的观念倘能真正深入人心，结束中国后极权社会状况，并非不可能。
正如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军涛主席在其著作《行动创造转型——中国民主化的思考笔记》中所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中产阶层、发达的公民社会……既不是转型发生和成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决定转型的发生是政治力量的意愿及相互间互动。”王军涛主席进而总结：“预测中国未来的最合适人选，不是学生和专家，而是行动者。……未来不是客观预测出来的，而是主观创造出来的！”
笔者十分认同王军涛主席的论述。作为一名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我自从加入以来便一直在积极参加各种反对中国共产党暴政的公开活动，宣传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揭露中共的罪恶本质。我相信，加入中国民主党，并利用这些我们组织起来的切实的行动，是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勇气摆脱共产党的威胁和压迫的。当所有中国人都行动起来，不配合中共统治时候，后极权社会的局面一定会被结束，中国也必然会有一个民主的光明的未来！
中国民主党党员 易伯阳
2024年5月10日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关乎未来的战争正在悄然进行。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场围绕教育与机会的无声竞争，其战场横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育阶段，从繁华的城市到偏远的乡村。在这场战争中，所有参与者——无辜的中国娃——都被迫装备重甲，步入一个看似公平但实则残酷的竞争环境。
从孩提时代开始，中国的孩子们就被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学习马拉松。教育体制的设计似乎只为了应试，而非培养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幼儿园不再是孩子们玩耍和探索的乐园，而变成了学习字母和数字的训练场。小学和中学阶段，学生们的生活被密集的课程和无尽的作业填满，课外辅导班和各类培训班更是挤占了他们宝贵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这样的童年不仅剥夺了孩子们的快乐，也压抑了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
当谈到中高考，更是一个高压和极端竞争的代名词。这两大考试被视为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关键节点。每年，数百万考生为了这几天的考试焦头烂额，家庭和个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然而，这样的选拔机制并未能有效预测和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多元化人才。相反，它强化了一种狭隘的成功观，即通过标准化的考试获得高分即为成功，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能力，如创造力、人际沟通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中高考过后，大学教育本应是知识和视野开阔的舞台，但现实却是，许多学生发现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脱节，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此外，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差异巨大，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毕业之后，尽管持有学位，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高学历并未转化为相应的职业机会。随着就业市场的饱和和高学历化趋势，‘高学历低能’的现象愈发普遍。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个人的背景和家庭资产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变量。这不仅造成了才能与机会的错配，也使得社会流动性受到严重阻碍。
中国的教育和就业体制亟需改革。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将重点从应试转向全面发展，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同时，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和就业的固化模式，建立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制度，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尊重。
最终，我们需要为中国的娃娃们创造一个更为公正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他们应该拥有探索世界的自由，拥有在兴趣和热情中找到自我价值的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未来才能真正充满活力和希望，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真正的竞争力。毕竟，国家的未来寄托在这些年轻的肩上，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潜力被无情的制度所束缚，不能让更多的“中国娃”在成长的道路上感到悲催和无助。改革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2024年5月7日
民主黨黨員：张燕
“反送中”运动在2019年爆发，主要参与者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在运动被镇压后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无力感。对未来前景的悲观态度使得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选择移民或前往海外发展。社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年轻一代的政治冷感和对本地政治的疏离感也在增强。
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因为参加运动被打压，被清算，而被迫逃离从小生活的地方—-香港！
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长期以来被视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享有高度的法治、自由和透明的商业环境。但在“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香港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些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对香港的商业环境和法治前景表示担忧，逐渐将业务或总部迁往其他更具稳定性的地区。
在镇压运动后，香港的教育体系也受到了重新调整。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材和课程的审查和控制，推行“国民教育”课程，旨在灌输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这些措施引发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担忧，他们担心香港教育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将被削弱，下一代的批判性思维和多元价值观可能会受到限制。
“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有所增加。许多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治局势、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并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香港问题发表声明，并采取了包括签证限制、制裁等在内的措施。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融合进一步加深。香港逐渐被纳入大湾区的发展战略框架中，强调与广东省和其他大陆城市的紧密合作。这种转变被认为是中央政府旨在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和治理，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党专政的政策，对社会带来的只有伤害和文明倒退。如今的香港就是非常好的列子。
“反送中”运动被镇压后，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自由和法制不再。与过去相比，昔日的“东方之珠”的光辉已经逐渐黯淡。
中国民主党党员
周恭生
2024/04/25
在习近平总加速师的折腾下，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得到了觉醒。中国共产党的魔爪不仅伸向了东南亚国家，还在西方民主国家干预竞选，甚至贿赂退休官员迫害中国反共人士。 现在的国际大局势，不仅是天要灭中共，面临国际民主国家的制裁下，中共瓦解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国的经济，中国起家是因为民主自由发达国家在中国建厂，给中国输入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共的丑恶的嘴脸就是学到了技术之后，就进行窃取。现在不仅国际民主阵营对中共进行技术封锁，还把中共最以为傲的最底层的小商品生产也不和中国合作，把市场转向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在疫情期间，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导致今天的中共面临破产的边缘。先是恒大的破产会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全面崩盘，然后是保险的暴雷，后续还会面临银行的破产，信托的破产。
在历时从长河中，独裁的下场都没有好结果，比如卡扎菲、萨达姆的悲惨结局就能映射出习近平独裁者的悲惨下场。我也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真正的觉醒，认清中共独裁绑架十几亿人的真实写照，勇敢的站出来与独裁者说不！
中国民主党候补党员 黄嫣
2024年4月19日
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与中共的没落瓦解
——记我眼中的中国民主党
我的政治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我父亲的经历有所关联。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父亲也曾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事后遭受到了中共的秋后算账，在单位一直被打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热情逐渐被现实的沉重所磨灭，开始对中国民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甚至偶尔发出消极的声音，比如质疑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是否有资格享受民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眼中王军涛主席的形象，他和我的父亲年龄相仿，却勇敢地选择了反抗，凛然面对镇压，远赴异国他乡依然坚持反抗，就这么坚持了48年。他就像是我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父亲，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坚持和勇气，不仅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
就是这样一位领导着千军万马的大主席，新闻舆论中的焦点人物，在和他接触多了之后，我觉得他是那么地甘愿做民主运动的铺路石。王主席率先提倡，并自己践行着街头运动，坚持每周都上街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声音极其洪亮，我曾拼劲全力想赶超他的音量，始终望尘莫及。历史是由具体的人推动的，民主运动统计数字背后都是用人的时间、精力、金钱、汗水乃至血液铸就的。王军涛主席用他的行动和坚持，也为我们构筑了中国民主党这个平台，让我们也可以试着活出尊严，恢复自己的本能和勇敢，同时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付出自己的努力。
在我看来，王主席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的政治智慧和包容，善于集结不同立场的人士，找到共识和相同的目标，这也是在干翻中共过程中的一个必备素养。这不只是一种胸怀，更是睿智。在“和理非”与“勇武派”之辩、在“驱除中共、恢复中华”与“不同民族各自独立”之争的不同意识形态背后，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观点虽然大相径庭，甚至存在激烈冲突，但都是在中国民主进程中需要好好去对待和回应的呼声和设想。没有必然的对错，只有不同的视角和尝试。王主席的智慧正在于能够联合各种思潮的反抗人士，在推翻中共这一目标上步步为营地向前稳步推进。这其中也包括饱受习近平压榨和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吏，王主席的原则就是“不要害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枪口抬高一寸”，从来没有说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反而给了他们指了一条活路和明路。
比起对毕业于中美名校的王军涛博士的钦佩和仰慕，我真正加入中国民主党的原因其实还是接触了加拿大委员会的余厚强主席和赖昌丰秘书长。
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中，余厚强主席的经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创始人，余主席的个人经历就是对中国民主运动不懈追求和牺牲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年，他参加过六四民主运动，亲历了那场风雨如晦的历史时刻。之后，尽管坐过中共黑狱，直到在加拿大定居，有了安稳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之后，仍然心系中国的民主事业，在2018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他的带领下，加拿大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
海外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深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理解和关怀愈发淡薄，反而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认为批评中共就是在否定中国和他们自己。这种扭曲的感情，让他们对中共开始抱有一种违背理性的忠诚和眷恋。余主席没有和这些人公开辩论，而是默默地用他的心血和汗水去诠释着中国民运前辈的情怀。尽管他在加拿大有着稳定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他的心却始终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同在，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中共病毒肆虐期间，余主席曾经身患重症，至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和严重的后遗症，但这并没有击倒他，而是继续冲锋在反抗中共运动的最前线。他的人生经历和选择，给所有已经逃离中共魔爪的中国人以启示：不论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美满，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根——中国和中国人民。
加拿大委员会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元老是赖昌丰秘书长，他在中国民主党中的影响和贡献远超过他的年龄。奉献、实干还非常时尚，我最早浏览加拿大委员会网站时就是被他的身影所吸引，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艺术家，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有个性和活力在一个自由国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街头行动的领导者，需要有足够的人格魅力。赖秘书长不仅以他醒目的个人品味脱颖而出——比如他那标志性的发型和独到的穿搭，更以其默默的付出和实际行动为中国民主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赖秘书长的背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担任高管的他，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在处理党务工作时游刃有余，更使得他能够深刻理解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有效地协调各种资源和力量，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在赖秘书长的现场领导下，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功举办了数十次重大活动，无论大事小情每一次都是他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不仅限于组织策划，更包括为推动民主事业付出的财政贡献。赖秘书长的无偿捐献，为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也吸引了许多其他年轻人加入到中国民主运动中来。
中国民主党正面临一个重大发展机遇，今年王军涛主席在党课中曾经这么讲过，他也是身体力行去主动抓住这个机遇。
今年3月初的国是会议第一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民主党重要的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点。这次会议的核心并非在于立即解决所有问题或提出具体执行计划，而是在于为中国的未来定下一个框架性的方向。在众多观点和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为接下来的具体实施和行动提供指导。国是会议的“是”，之所以写成“是否”的“是”而不是“事情”的“事”，正是因为它试图在众多复杂的议题和观点中找到共同的立足点，目标是为了明确解体中共及此后的中国民主化方向，要避免陷入无尽的争论之中。这次会议的十大宣言就是确立了一系列共识。
中国民主党的殊胜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团体，而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中国民主党曾在中国民政部申请注册，也明确表示过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参与中国政治、力求执政的政治目标。这种身份和定位，使得中国民主党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道路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责任，也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和头号敌人。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如还政于宪、开放党禁、解放报禁、民选政府、司法独立、军队国有化等，不仅是民主党自身的行动指南，更是对未来中国社会架构的超前设想。这些纲领性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国是会议所希望达成共识的核心部分。通过这次国是会议，中国民主党再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作为一个政党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建立共识、明确方向，中国民主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描绘了一幅愈发清晰的蓝图。未来的道路或许艰难，但有了这次会议的指引，有理由相信，中国民主运动将更加坚定和有力地向前推进。
从我自身的历程来看，我的政治觉醒与很多人的经历大不相同。天生反叛的我，从未轻易真正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洗脑。我记得，在2003年我刚步入大学校门，便勇敢地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教组织的文章。那时候，我对民主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我的行动更多是出于对公正和真理的本能追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批判性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了解，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这就是个非法窃取了中国政权的恐怖组织。尽管我在国内从未参与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唯一参与的一次投票是选举学校老师作为候选人的市人大代表，面对我既不认识，也不认同他们事迹的候选人，我果断选择了弃权。关于六四，我长时间以来的看法是，那是一场残酷的屠杀，而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则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党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更加清晰地看到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以及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意义。
我坚信中国民主党以及我们加拿大委员会每一位党员都可以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我自己，则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继续以我擅长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伟大的事业中，为中国的民主奋斗。
我梦想着有一天，所有中国人都能够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生活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中。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这一天终会到来。
党员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