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于多伦多组织了党课，以下为党课内容及照片。
-张燕秋编辑
1，高士萍宣读本周中国民主党特别关注秦永敏案：一审被灌药结案 二审维持原判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曾入狱逾20年的湖北异见人士秦永敏，上诉维持原判，家属未知何时转移监狱，仍未能探视。其代表律师受牵连，没法通过年度考核。
秦永敏代表律师蔺其磊周四（11日）表示，案件二审维持原判，由于律师没法接触家属，其妻及三哥一直不自由，所以没法得知秦永敏是否已经被转至监狱服刑。
他指出，秦永敏是一个很坚定的政治异议人士，律师对案件不抱太大希望，只希望当局把程序走完，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自从他代理这宗案件，北京巿司法局没有通过他和律师事务所的年度考核，从5月31日至今，他们便没办法办案。
至于案件情况，蔺律师忆述，秦永敏在一审开庭时“昏睡”，庭审后，律师不准会见他，对他感到担忧。秦永敏提出上诉后，律师到湖北省高级法院递交手续，翌日立即到看守所要求会见，结果获得批准。秦永敏精神状况还好，个人情况没有问题。他告知律师，一审开庭前被喂药，因此庭审其间，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又指，会见之后，湖北省高院要律师提交辩护意见，他们要求复制上诉状和十四万字自辩词，受到很大阻挠，最后坚持才能复制上诉状，但还未提交二审辩护意见，二审还未开庭之际，突然收到二审判决书。
蔺律师说：他（秦永敏）突然没法说话，不产生任何反应，后来证实他是被吃药，对这个案件，我们认为这些政治案件这么多，秦永敏这个案件，确实是被吃药产生这样的结案方式，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惧。
此外，赵素利的姐姐表示，其妹仍受到严密监控，但可以通电话。她知道秦永敏被判刑13年，对他感到担忧，目前未接到监狱的通知。
她又指，9月中旬，她与父亲和大姐一起到武汉探望赵素利，她的身体状况不好，经常头晕，有时没法走路，并且瘦了30公斤，她有去看医生，不清楚她患什么病。
赵姐说：她不自由，她现在也不能回河南，她在武汉，有国保跟着。她非常担心（秦永敏），但也没有办法。
今年5月11日，秦案在武汉巿中级法院一审开庭，两个月后即7月11日，秦永敏被法院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随即提出上诉。 9月26日，湖北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决，上诉驳回，维持原判。
2015年1月，秦永敏和赵素利被武汉警方带走及抄家，行拘后转至八仙岛软禁。同年3月30日，秦永敏被指涉嫌煽颠罪刑拘，被转移武汉巿第二看守所关押。
2016年6月，秦永敏因涉及多篇文章，被武汉巿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秦永敏与赵素利离开八仙岛后分开，她被秘密关押逾3年，今年2月才获释。
现年65岁的秦永敏为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曾于1981年被以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8年，1993年11月，被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劳教两年。1998年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
`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2，刘佳琳宣读本周中国民主党还特别关注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狱中遭停药 致病情恶化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8年11月13日，本网获悉：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狱中遭虐待迫害，被看守所扣药致病情恶化。黄琦妈妈蒲文清已经回到四川老家，2018年11月12日陪同刘正清律师去绵阳市看守，刘正清律师一人会见了黄琦。妈妈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黄琦已获知。同时获知，黄琦病情继续恶化。
黄琦在会见笔录中谈到：“医生开的降压药看守所并没有给我吃，所以我病情恶化今天的根本原因……我能坚持到今天，完全依赖于海内外朋友国际社会人权组织的呼吁。”
黄琦在2018年9月7日绵阳市看守所会见代理律师刘正清时就曾控告说：近一个月，检察官促其认罪，遭到拒绝后，对他进行报复性殴打。他一个月内竟然被十五次提审逼迫认罪。在他拒绝后，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用水瓶殴打他，导致全身疼痛，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2016年11月28日，黄琦将一份《中共绵阳市游仙区委政法委员会关于陈天茂信访报告》所谓内部文件的曝光后，被控以非法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罪，因而第三次被捕入狱。
黄琦案共涉及黄琦和杨秀琼、陈天茂三人。四川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于2018年6月20日开庭审理黄琦、陈天茂、杨秀琼三人涉嫌“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案，目前已经取消。此案被延期开庭日期会另行通知。
2018年8月5日，刘正清律师在通报时称，黄琦病情严重，有肾功能衰竭的危险，此外，他还患有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
附：黄琦简介：
黄琦，男，55岁，汉族，大学本科，四川省内江市人。中国六四天网创始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始人，社会公益人士，中国异议人士。
黄琦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电子专业。毕业后创业经商多年。1998年，黄琦在成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益性的“天网寻人网站”。同年10月23日，创办中国民间第一家寻人事务所。“天网寻人网站”义务帮助警方打拐，免费帮助被拐妇女儿童亲属寻找和解救亲人，黄琦夫妇为此散尽家财。
2000年6月3日，因“天网寻人网站”发布敏感维权事件信息，黄琦第一次被捕入狱，关押两年半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五年牢狱中，黄琦遭受过法警、狱警和其它罪犯的多次毒打，导致脑积水，脑萎缩，双侧脑室扩大，导水管变窄等严重疾病。
2005年6月2日，黄琦刑满出狱后，将其服刑时仍继续运行的“天网寻人网站”正式命名为“六四天网”。“六四天网”以“与无权无钱无势的弱势人群站在一起”的核心理念，面向求告无门的全国访民。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间，黄琦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并在“六四天/\网”首先报道了校园豆腐渣工程，因而触怒四川周永康当局，遭构陷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判入狱三年。
2011年，黄琦第二次出狱时己罹患肾脏绝症，仍不辞病痛，再次投入“六四天网”的公益服务运行，并同时创办了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2016年11月28日，因对一份内部文件的内容曝光，黄琦被控以非法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罪，因而第三次被捕入狱。后被正式逮捕、起诉。
2017年7月28日，黄琦辩护律师隋牧青经半年来六次长途奔波交涉后，终于在绵阳市看守所成功会见了重病之中的黄琦先生。此时黄琦案已于数日前侦查终结，移送检方审查起诉。律师会见中，病中的黄琦虽多处泘肿，病态明显。
附件一：黄琦病情简介
根据华西医大病历，在押人员黄琦患有以下重症疾病：
1、肾脏：急进性肾小球肾炎
（新月体肾炎），
慢性肾功能衰竭，
高尿酸血症
2、心脏：冠心病，房性早博，
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3、脑：脑积水，双侧脑室扩大，
三脑室扩大
4、肺：肺炎，肺气肿
3， 崔秀兰宣读本周中国民主党还关注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关于王全璋、江天勇、李昱函意见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7日 转载)
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八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意见
2018年8月20—24日
关于王全璋、江天勇、李昱函（中国）的第62/2018号意见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1/42号决议设立的。人权委员会第1997/50号决议延长并明确了工作组的任务。根据联合国大会第60/251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1/102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承担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在其第33/30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了三年。
2. 根据其工作方法（A/HRC/36/38），工作组于2017年12月12日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关于王全璋、江天勇和李昱函的信函。中国政府于2018年1月10日答复了信函。中国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3. 工作组将下列情况下的剥夺自由视为任意：
（a） 显然不可能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来证明剥夺自由的正当性（例如，一个人在服满刑期后，或者尽管有能够适用的大赦法，但仍被拘留）（第一类）；
（b） 剥夺自由是因为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7、13、14、18、19、20和21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18、19、21、22、25、26和27条所规定的权利或自由（对《公约》的缔约国而言）（第二类）；
（c） 全面或部分地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当事国所接受的有关国际文书所规定的涉及公正审判权利的国际准则，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质（第三类）；
（d） 当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被延长行政拘留，无法获得行政或司法的审查或纠正时（第四类）；
（e） 剥夺自由的理由，是基于出生、民族、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条件、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任何其他身份的歧视，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忽视人的平等，从而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第五类）。
提交的意见
来自信息源的资料
4．王全璋，1976年2月15日出生，中国公民。他是一名人权律师，在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
5．江天勇，1971年5月19日出生，中国公民。他居住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江先生是一名人权律师。
6. 李昱函，1957年10月9日出生，中国公民。她住在沈阳市于洪区。李女士是一名人权律师。
对王全璋的逮捕和拘留
7. 据信息源的报告，2015年8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的警察拘留了王全璋。信息源指出，在此之前的2015年7月9日，王先生躲避起来，因为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对人权律师的镇压。新华社在2015年7月11日的文章中，指控王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经营一个“犯罪集团”，是策划严重违法行为的平台，煽动“社会动乱”并获取“利润”。
8. 据信息源的报告，2015年8月4日，王先生以涉嫌“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法第293条和第105条(2)）被刑事拘留。他最初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但随后被河西区公安局执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9. 在经过几个月的单独监禁后，2016年1月8日，王先生以“颠覆国家政权”被逮捕，并被转移到天津市第二看守所。信息源指出，逮捕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105条（1），该条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0．据信息源报告，当局阻挠王先生家属聘请的律师开展工作，从而侵犯了他自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2015年11月，王先生的家属不得不聘请新的代理律师，因为当局向最初的律师施加压力，迫使其撤销代理。信息源补充说，在2016年1月的同一周，王先生被正式逮捕，而他的新律师之一也被拘留，并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此外，王先生从2015年8月被单独监禁，引发严重担忧，他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11. 2016年8月8日，天津市第二人民检察院通知王先生的家属，他的案件已经起诉。第二天，该机构的官员告诉王先生的律师，在2016年2月，王先生交给警方一封信，信中说他不想聘请律师，并希望解除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当局不允许王先生的律师获取该信的复印件，信息源指出，根据国家法律，律师有权获得这份文件。信息源提出，由于对王先生在拘留期间的待遇没有进行独立核实，而且上述信件是延迟了六个月才提出，所以怀疑王先生是被强迫签字。2016年12月5日，检方将王先生的案件退回警方进一步调查。2017年2月14日，王先生被起诉。
12．从2015年8月被拘留以来，王先生一直被单独监禁，尽管他的律师、家属和支持者多次要求会见他并呼吁释放，但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王先生的律师会见其当事人的要求。王先生的律师已向当地检察机关投诉，要求提供有关其下落的信息，但未得到任何答复。他们也没有得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援助，信息源指出，该协会是一个政府机构。
13. 2017年3月22日，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 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曾联合为王全璋先生发出紧急呼吁。对于2017年4月18日收到的中国政府的答复，“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表示感谢。
对江天勇的逮捕、拘留和判决
14．据信息源的报告，2016年11月21日，江天勇从湖南长沙准备乘火车去北京时失踪。在长沙逗留期间，江先生见了一位人权律师的家属和他的代理律师，这名人权律师当时被拘留在长沙市看守所。江先生的家属和律师立即向当局报告了他的失踪事件。但据称，警方拒绝为失踪人员立案。
15. 2016年12月16日，当局通过媒体证实，江先生已被公安人员拘留，并以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被处以9天行政拘留。
16．信息源指出，这一违法行为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三）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四）伪造、变造船舶户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船舶户牌，或者涂改船舶发动机号码的。”
17．当局还在媒体报道中指称，根据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刑法第111条“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江先生于2016年12月1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8．根据信息源的报告，2016年12月23日，江先生的家属收到长沙市公安局的通知，江先生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信息源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失踪的方式。2016年12月29日，长沙市公安局拒绝了辩护律师会见江先生的请求。
19．据信息源的报告，直到2017年5月被正式逮捕，江先生一直被单独监禁，并不许联系律师。当局不许江先生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其当事人，理由是会“危害国家安全”、“阻碍调查”或“泄露国家机密”。即使在官方媒体被允许与江先生见面之后，当局也禁止江先生的律师会见他。官方媒体在2017年3月初的报道中声称，江先生“捏造”人权律师在长沙市拘留所遭到酷刑的报道，江先生2016年11月访问长沙期间曾见过这位人权律师的辩护律师。官方媒体也播出了对江先生的采访。
20．根据信息源，江先生一直被单独监禁，直到2017年5月31日被正式逮捕。 在被逮捕时，江先生被指控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当局声称，江先生“解雇”了家属聘请的律师。信息源指出，这种做法是当局在相关案件中采用的一种共同策略，即强行排除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的代理律师。
21．2017年6月，长沙警方以较轻的“煽动颠覆罪”，建议起诉江先生。 2017年7月，江先生被长沙市检察院起诉。2017年7月17日，警方拒绝了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江先生的请求，声称他已经聘请了自己的律师。
22．信息源强调这一事实，即在2017年8月22日审判江先生期间，多次发生违反程序规定，侵犯基本的公正审判权利。尽管部分地进行了在线播放，但诉讼程序是闭门进行的，江先生的支持者和国际观察员被禁止进入法庭。此外，法院仅仅在庭审开始前半小时，才在其社交媒体上公开通知庭审。江先生由政府指定的律师来代理辩护，因为当局不允许其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他，声称江先生已经解雇了他们。
23．庭审期间，检方声称，江先生在网上发帖，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攻击政府、司法机关和政治制度。他还被指控煽动他人在公共场所聚集。据称江先生承认他曾在国外参加过培训课程，鼓励他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信息源指出，据信这种认罪是被强迫或在酷刑下获得的。
4，江仁娣宣读本周中国民主党还关注十五位驻华大使联名致函陈全国 要求面谈新疆人权
2018-11-15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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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参加十九大新疆代表团讨论会。 （REUTERS）
2017年10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参加十九大新疆代表团讨论会。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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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拿大驻华大使为首的十四个西方国家以及欧洲联盟的驻华大使，罕见地联署致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信函，请求与他会面并希望他解释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等侵犯人权的问题。
路透社11月15日的独家报道说，他们所看到的草稿显示，这些外交官的信函是直接写给陈全国的。有外交官透露，有关方面正设法得到更多国家外交官的签名。
信函表示，联合国有关新疆的调查报告中，揭示出的中国少数民族的遭遇使他们极为担忧。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的状况，他们请求陈全国与他们尽早会面，与他们讨论有关问题。
报道说，这是多个国家的外交官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广泛协调举动，显示了中国在新疆的人权打压行为正在引发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反弹。
已经在这封致陈全国的信函上签字的大使来自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欧盟、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瑞典、比利时、挪威、爱沙尼亚、芬兰和丹麦。
这个信函的附件将寄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公安部和中国共产党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路透社发给新疆政府和新疆公安局等单位的置评请求没有得到回复。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事务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她感激加拿大外交部领导多国外交官的这个行动：
“这是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就新疆人权问题进行问责和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努力中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很感激加拿大政府在这个行动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不断施压，最终会导致中国政府关闭这些拘押营，并尽快结束对穆斯林人的任意拘禁。”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新疆大规模监禁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做法正在引发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外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强烈抗议。
领导这个行动的加拿大外交部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个声明中表示，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押和广泛监视的做法，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在联合国也直接向中国官员提出了维吾尔人处境的问题，也时常在双边或多边场合，公开或私下地向中国官员提出过有关新疆状况的问题，并将继续这么做。
报道说，虽然上述信函不包括美国大使的签名，但一位他国外交官表示，美国目前已积极致力于倡导维吾尔人和其它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益。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自2017年4月得知中国政府在多个再教育营里拘压着80万以上、甚至可能近二百万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的信息以来，就一直对这个问题警觉。美国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结束类似的适得其反政策，并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对那些犯有侵犯人权罪行的人进行问责，包括针对那些新疆官员进行制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新疆问题专家肖恩.罗伯茨 (Prof. Sean Roberts) 表示，在21世纪，还有一个大国政府从事大规模拘押少数民族的行径，这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希望更多的穆斯林国家也站出来谴责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目前国际社会对新疆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关注，这点令人欣慰。新疆穆斯林人遭受的人权打压是如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危机之一。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人权活动人士，之所以日益关注新疆的人权问题，是因为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拘押和监视发生在21世纪。我希望更多的穆斯林国家和中亚国家也开始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否则北京会以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为由而继续我行我素。”
中国政府对外界批评其人权状况一贯强调，其它国家不应该干涉内政。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还把有关中国大规模拘押穆斯林人的大量报道说成是“小道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这种关注是没有必要的。她表示，这些西方外交官试图致函陈全国，表达他们对新疆人权状况担忧的做法，是超出外交官角色的举动。中国政府欢迎这些大使访问新疆，但反对他们基于恶意和偏见，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
报道说，许多国家的政府目前仍避免就新疆局势发表看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私下表示，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中国政府所启动的“一带一路”计划，涉及他们国内的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因此他们担心，就新疆局势发表评论会惹怒中国政府。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众议员11月14日在美国众议院呈交了由多名两党议员联署的一项有关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议案，谴责中国当局强行拘留约一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议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任意拘押、施予酷刑以及逼迫他们放弃宗教信仰的做法；并表示，要对相关中共官员进行制裁。
当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Marco Rubio)和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 (Robert Menendez)， 以及其他15位两党参议员，联署向参议院提交了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记者：希望；责编：何平) 网编：郭度
5、郭吉梅宣读本周中国民主党还关注洛桑森格：中国援藏目的在殖民
2018-11-13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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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视频截图/RFA藏语组提供）
2018年11月13日，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视频截图/RFA藏语组提供）
Photo: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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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遭遇四面楚歌之际，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西藏为例，认为中国的援助计划最终目的是殖民。
中国官方媒体曾多次报道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投入以及作用，形容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说明西藏在该项目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西藏的“一路”其实始于60年前。
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13日举行的研讨会上介绍说，北京官方60年前建造了一条通往西藏的道路，承诺给予西藏人民和平以及繁荣，但他们等到的则是被殖民的命运。
“中国政府当时贿赂了当地社会的领导层精英，成功让他们分裂成两个派别。但一旦通往西藏的道路建好后，这些精英们却遭中国政府关押，中国对西藏的‘占领’也完成了。另外，中国在西藏投资基础建设的目的是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因为习近平讲过，西藏的安全和稳定关乎中国的安全和稳定。这些基础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并没有为当地藏人带来利益，则是导致大量汉人涌入。道路和铁路建成后，由于交通上的便利，在西藏采集自然资源更加有利可图。”
洛桑森格强调，国际社会需要从西藏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中国隐藏在“一带一路”计划下的野心。
“基础建设的风险和危险性在于，当接收国陷入债务困境后，中国可以收回这些基础建设。中国可以控制建好的公路、铁路和运输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带一路”项目频频遇挫之际，中国正试图以藏传佛教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软实力。
洛桑森格会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中国领导人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拥有很大的决心，西藏的僧尼被要求为‘一带一路’做正面宣传。这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治，但另一方面却强迫僧尼为这项带有政治目标的国家项目说好话。”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对藏区藏人加强打压，藏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监视与控制。至今，西藏自治区几乎仍然禁止记者、研究人员和独自旅行的游客进入。官方数据几乎完全保密。另外，北京官方还举办培训班，向西藏佛教僧尼以及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灌输中共意识形态，以加强执政党对宗教的控制。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5年，这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引发不少抵制。
外界批评“一带一路”具有地域战略意图，中国希望以经济作为政治筹码，对相关国家进行外交施压；同时有学者质疑“一带一路”项目导致一些参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还有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的各种机会进行间谍活动。
面对国际社会铺天盖地的批评，中国官方媒体多次为“一带一路”倡议站台，发文重申“‘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给相关国家带来的是有效投资、有价值的资产，也促进了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不是所谓‘债务陷阱’”。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旗下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缇.卡拉提（Shanthi Kalathil）就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反弹表示：“我认为，抵制行为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尤其是华裔人口非常多的国家。反弹要慎重。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培育和保护独立的媒体和沟通空间，同时还要确保这些投资项目获得公平的报道。很多涉及‘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没有或者只有有限的能力对中国以及其复杂性做出公正的分析和了解。我认为必须再次积极培育这样的这种能力。”
她建议民主国家主动了解“一带一路”计划的方方面面，确保公平地理解其含义，并提出替代方案,包括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时提供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使民众可以讨论这项计划。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