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强调共同体价值的社群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等学者为倡导者，北美出现了以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传统社区解体现象的政治学学说，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呼唤个体的社群责任，试图重构一种以小共同体为培养皿的公民精神。这种学说被称之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的著名论述：“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显而易见的是，古希腊社会公民权的实现有赖于城邦共同体的维持，城邦公民个体自由的保障高度依托于其自身的共同体德性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武装自卫能力。
麦金太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丧失了共同体意识。桑德尔在其著作《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批判了将个人看作是脱离一切共同体而完全孤立个体的观点，强调个体加入共同体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共享认同的事物。诸多社群主义支持者普遍强调共同体之于个体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社群主义与中共宣扬的集体主义有极大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以传统儒家乡绅自治结构为特征的小共同体被彻底瓦解，以党组织取代宗族结构而实施的暴力统治事实上是皇权专制逻辑的进一步深化。中共宣扬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瓦解民众自发联结和破坏天然小共同体为特征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二、 作为现代性基石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为现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主张个人权益优先于国家或社会群体，反对社会或政府等机构对个体人权的外部性干涉，通常与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往往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相混淆，将个人视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蔑视个体的尊严和价值。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曾这样评论自己：“我在所有的演讲中，不过教了一种学说，那就是个人的无限性。”美国史学者钱满素在《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平民个人的崛起无疑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明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莫不以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作为它们存在的理由。”
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主义教育环境下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其专制极权统治，自毛泽东时代起便强烈批判个人主义，消解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中，三位一体的党、政府、国家凌驾于一切个人的幸福、尊严与权利之上，党性高于人性，个人存在的目的便是实现国家的宏大目标。
近十几年来习近平发动宣传机器，试图向民众继续灌输国家主义话术，利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镇压个人，达到使个人绝对服从于政府的目的。然而中国人在经历了为共产党续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的空洞宣传和宏大叙事已然沦为笑柄。令中共颇感不快的是，即便是受政府严格掌控的市场经济，也能激发民众对于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捍卫诉求。
三、 社群与个人应明确群己权界
社群主义理论自出现起，便向自由主义的底层逻辑个人主义发起了挑战。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自由使得民众缺乏公共精神，令社会关系弱化，使社会面临个人原子化的风险。社群主义的主张者担心一旦社会关系分崩离析，人就不能生成为人了。个人原子化的情况在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尤为明显，民众彼此缺乏基本的信任和诚实，无法构建自组织，两脚羊一般任凭专制者摆布。
捍卫经典自由主义表述的英国哲学家麦克塔格特（J. M. E. McTaggart）在《价值的个人主义》一文中认为，“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手段”。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才有价值可言”。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们构成社会是为了所有个人的利益，而并非为了社会本身，人不是社会（国家、阶级、组织）的工具，而社会形式却是人类生活的工具。
用自由主义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话术不难发现，中共一直将作为个体的人作为实现所谓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国家利益的含义在无所不能的党整死和饿死了几千万人后究竟为何，却始终令人费解。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 “那些幻想以牺牲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最低保障的人们，最终会发现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群己关系争论的最终焦点汇聚于社群与个人权限边界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对群己权界问题有经典的论断，他认为自由的问题，在于划清社会或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界限。他认为“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 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的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
四、 极权专制是博弈失衡的结果
群己权界的博弈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在发生。纵观欧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个人、小共同体、政府三者往往构成一个博弈平衡结构。由于继承了传统和习俗，诸多个人构成坚实的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又与武断的政府权力博弈。而到了更晚近的时代，对个人自由有更强烈诉求的个体，更试图挣脱小共同体的约束和保护，而现实的结果却往往是将无力的原子化个人更直接地暴露于政府权力之下。
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通过打击教权的手段，将教会权力置于王权之下，从而大大加强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地位。他在政治圈子中排斥贵族，选择中产阶级人士担任重要政府职位，并亲自主持国务会议、政务会议和财政会议。教会与贵族作为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缓冲地带一步步被蚕食和瓦解，弱小无助的个人难有与大政府博弈的可能，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自此诞生，而比法王更惨无人道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头滚滚的大革命呼之欲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权专制能长久维持，秘密在于东亚大陆自秦以降，大一统皇权作为一种大政府权力，不断侵蚀和瓦解了诸侯、贵族、豪强和宗族的小共同体，使得民间社会的自发秩序难以茁壮生长。秦朝废诸侯立郡县、汉朝除去异姓诸候、隋朝推行三省六部、唐朝以科举压制豪强、宋朝强干弱枝和重文抑武、明朝废丞相立锦衣卫、清朝立军机处等一步步将中央集权推向极致，更将民间小共同体瓦解殆尽。
晚清与民国之际，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最终将个体与整体博弈早已严重失衡的衰朽帝国输入了更为残酷的统治技术，由此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控制与汲取能力。在这种残酷的专制秩序里，一切有真实博弈能力的小共同体灰飞烟灭，民众被拆散为彼此孤立的散沙。这种共产党发明的流沙社会里，义士被戏谑为莽夫，勇者被构陷为叛徒，皇权打着集体的旗号招摇撞骗，精致自私的原子人嘲讽试图捍卫消极自由的个人。这种社会既无社群主义亦无个人主义，有的只是无所不能的巨型官府，以及命如草芥的互害流民。
中国民主党党员 姜殿君
2024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