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在中国，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暴露了很多问题，促使许多民众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模式。疫情不仅带来了健康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也揭示了政府在信息透明、公共政策执行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弊端。经历了这场危机，很多中国人开始质疑现行体制的有效性，并看透了其中的问题。

一、信息透明度的缺失
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言论控制措施，尤其是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封锁和操控。武汉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与愤怒。李医生在疫情初期通过私人渠道警告同事，但却被当局指控“散布谣言”。此事件让民众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在危机中，政府对信息的严格控制不仅延误了防控时机，还牺牲了社会的知情权和透明度。

这一系列的封锁措施使得疫情的真实情况被隐瞒，公众被误导，错失了在疫情早期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机会。许多中国人因此深刻意识到，政府的信息管控模式存在严重弊端，阻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和民众的知情权。

二、防疫政策的极端化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封控政策，例如“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这一策略在短期内似乎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但在长时间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极端化和基层执行的粗暴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从严格的封锁、强制隔离到个别社区的过度执法，许多人感受到了个人权利的压缩。

与此同时，极端的防疫措施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民众因封锁无法获得医疗救助，甚至有孕妇因无法及时就医而失去孩子的悲剧。此外，大规模封城导致了经济停滞，许多小商户和工人陷入困境。疫情不仅暴露了基层治理的混乱和执行中的僵化，还让很多人开始怀疑政府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管控措施是否合理。

三、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加剧
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资源的分配不均愈发明显，普通民众与权贵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突出。在部分封锁期间，普通百姓为生活物资和医疗资源苦苦挣扎，而富人和有特权者则享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保障。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更多人开始质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使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政府的救助政策大多流于表面，未能有效缓解底层民众的困境，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许多中国人在经历了政府的应对和反应后，开始质疑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模式。一些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疫情中的表现揭示了其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和对民众生活的忽视。

尽管政府通过宣传机器不断强调自身的抗疫成功，但这些宣传并未完全平息民众的疑虑和不满。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向虽然受到严格审查，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以及长期以来对权力的过度集中。疫情引发的信任危机，使得更多中国人开始看透共产党长期以来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许多中国人开始反思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模式。在信息封锁、防疫极端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经济困境的多重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民众看透了体制中的问题，并开始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尽管未来的政治格局仍不确定，但这场疫情无疑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推动了更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考与觉醒。

中国民主党党员 赖昌丰
2022年1月19日

“六四真相”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朝活动人士和平民开枪，造成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死亡。那个早晨，炎热的夏日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刘建在一家医院，看到大约20具弹痕累累的尸体放在地上。作为见证，他拍了最后几张照片，便匆匆离去“他们无论是学生也好市民也好，还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运动也好，甚至包括共产所说的暴徒、动乱，”他说，“这些年轻人最不该死。他们不应该被子弹打死。我觉得这个是从哪里说也说不过去的事情。镇压事件后的那几天，全副武装的士兵涌入北京，刘建不敢走出家门。当局后来逮捕了数千名被怀疑为异见人士的人，并将很多人关进监狱，我觉得中共它实际上在一个谎言下建立了这么一个政府，他说：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拿出来。中共冠状病毒言论自由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岁月有痕，32年了，天安门“六四”屠杀的血腥和枪声犹在回荡。“六四”到来之际，世界各地追求自由的人们用各种形式纪念六四事件，呼吁结束中共的残暴统治。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参与把共产党这个毒瘤给挖掉。多伦多当地时间6月4日，中国民主党等各界人士聚多伦多大学纪念碑前，高喊口号：自由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打倒共产党！中国属于人民！自由万岁！每年的这一天，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在世界各地纪念“六四”，纪念这个被中共血腥镇压的中国最大的民主运动，以及无数被坦克开花弹夺取生命的爱国年轻人。今年，我们还要纪念那些被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害死的亲友、同胞和全球各族人民。今年的纪念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呐喊，也要向世界正义呐喊：保护世界和平、自由民主秩序，遏制中共犯罪集团崛起，追责中共隐瞒疫情，追索中共赔偿因病毒造成的全球性灾难，打击并铲除中共邪恶政权。今年纪念六四最大的阵地——香港，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住了，所以在海外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就特别有意义。中共一直想把这段历史给抹掉，我们就应该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尤其不要忘记那些在六四期间死去的受难者、天安门母亲、那些失去生命和健康的人。

中国民主党党员：汪涛
2021年6月4日

32年前在北京天安门街头，倒在解放军枪口下的学子们，成为中国执政党最为敏感的话题。民主、自由在中国从此成为了禁区，所有的中国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成为执政党的奴隶。我们没有选择逃避的权利，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我们拒绝沉默。
32年前数以百万计的热血青年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为了民主和自由发声，那个时候可以打出横幅呐喊出自己的愤怒。而今天朋友圈的一根蜡烛，都会成为寻衅滋事，再也没有可能在公共场合喊出一声自由民主了。天安门广场依然壮观，但已经不能随便进出了。历史的一幕可能再不会出现，浩浩荡荡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中共对社会的管控愈发恐怖，所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嘴巴蜕变成只能有吃饭功能了。很多的时候我都在怀疑我们今天纪念六四，我们现在的每一天不都是六四吗？
中国民主化事业道阻且长，是要靠不懈的斗争来实现的。我们都是华人青年，我们应该是推翻专制统治的中坚力量。民主与自由是天赋人权，我们应该坚信民主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民主。在那个当下，邪恶压倒了自由光明，但是因果循环，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更应当继续努力为实现民主自由尽我们的全力！

党员：马妍
2021年6月3日

我的名字叫刘振江，妻子叫王春影。我们住在辽宁大连市。我们的家被中国政府强拆了，我们在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受迫害，而且公安还在对我们进行抓铺。这都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老白姓没有人权。因此我们在来到加拿大以后，在党员张姐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希望我们得到的不公平不在发生。
2018年3月份灾难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家人的恶梦从此开始了。我们接到了政府的拆迁通知书和不合理的拆迁补偿通知，拆迁补偿根本买不起房子，所以我们不同意拆迁。6月我们的房子被强拆了，因为我们不让他们拆房子，还把我和爱人拘留了。拘留出来后我到处上访，可是这些人都不给我们解决问题，互相踢皮球。还因为我领家被强拆的人们上访，被判了5个月的刑。我被释放后，我决定越级上访。公安得知后对我围追堵截，想要在次抓捕我。为了躲避抓捕我来到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我和妻子结识了中国民主党的党员，并加入了民主党。期间我们参加了纪念6.4的活动。通过活动更让我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老百姓没有人权，没有话语权。中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有早日推翻一党专制，中国的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党员：刘振江随笔
2021年5月14

我的名字叫赵梓旭，我出生在中国吉林省，我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我和丈夫经营批发零售生意，由于共产党利用权势像强盗一样野蛮抢占我们的摊位，我们为了维权上访却遭到迫害，我丈夫被判刑入狱，女儿在学校也遭到歧视和欺辱，我只好带着女儿离开来到加拿大，人民有权不能维，有言不敢发，有异议不敢抗。我在加拿大遇到中国民主党，他们的抗议活动和呐喊声使我清醒的认识到这才是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的声音，我决定加入这个组织，和他们一起声讨中国政府的腐败制度，我每周在党课上听王军涛主席给我们讲，揭露习近平及利益集团的终身独裁制。我参加茉莉花活动，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在网站上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文章。
我在海外参加民运活动，2021年4月23日中国公安很快找到我家，说我参加反动组织并给我下发了逮捕证，并把我丈夫带走接受审问，在拘留期间他们没有人性的折磨和毒打我丈夫，致使我丈夫突发心脏病，于2021年4月26日因抢救无效死亡。我听到这噩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中共毁掉了我的家庭，政府不作为官商勾结，不给我们普通百姓活路，让我痛不欲生，我要向共产党讨这笔血债，
民主党员.赵梓旭
2021年5月2日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规定了信访权的，也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通过法定的形式，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向国家和政府表达意志的自由。因为我们家里的土地被违法征收，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舟车劳顿，四处上访，奔波多年，中间甚至被关过小黑屋，还曾一度不敢坐车。但是最后却依然没有结果。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在维权的路上艰难地走着，在老百姓的观念里，遇到这种涉及政府部门的问题第一个反应都是上访。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我国上访数量在逐年增加，而且因征地拆迁上访受伤获刑的情况大有存在。很多上访的人是所在地政府的“眼中钉”，甚至因为害怕迫害而不敢回家。那么在征地拆迁中，上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一旦上访行为被划入以上行列，那被拆迁人的问题就不光是征地拆迁不公平的问题了，非常有可能被拘留甚至被判刑。当然了，就这件事情来说，上访方式不合法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方式合法问题却依然得不到解决。面对非法征地拆迁，农民在维权中。所遭受的不光是身体上的迫害，心里所遭受的迫害是无法弥补的。政府的不作为、政府部门之间踢皮球，使得老百姓有理无处申，因为普通老百姓尤其在农村“民告官打不赢的。中共以“恢复耕地”为由强拆征地农民的合法房屋、养殖场，导致农民损失惨重。根据报导，中共政府人员称，征地是让老百姓脱贫，我已领教了中国政府的漫天谎言，中共这些年就是用各种谎言欺骗百姓，现在部分农户决定靠法律维护权益，组织上访的农民还遭逮捕，被迫保证“不再组织上访”后才被释放。而当局态度野蛮，执法人员痛殴部分欲制止拆除工程的农民。农民向政府官员哭诉道，“以后日子咋过呀？”官员蛮横回应，“活不了与俺没关！不管死活都得拆！”据报导统计，全国共有上千座大棚、养殖场遭殃，我是一名受害者，中共所讲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该是形同虚设，人民的诉求应该得到解决，目前政府的⾏为实属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顾老百姓死活，说拆就拆，把人民的利益视为鸿毛。

中国民主党党员：崔雨诗
2021年4月28日

中共通过再教育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把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等大量放进工厂，成为中国的生产力。国际一些品牌因为抵制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不使用新疆棉，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制裁，中共种种恶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新疆人权问题只是中国总体人权问题的一部分，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总体人权问题的监督一定会更加的严肃。
世界各国商家开始拒用新疆血汗棉，支持自由与人权。我们相信正义不会孤单，有些商品我们确实是有权利，我们也做得到，我们可以不用去穿，我们来声援维吾尔，我们拒绝这样的一个血汗棉，我们更支持自由民主。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血汗棉花，或者是这些所谓品牌被抵制的问题，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的人权跟自由，这一方面的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共同的关注。去年7月，美国政府发布一项公告，警告企业不能让供应链与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实体发生联系，接着更宣布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及棉织品。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遭到各国谴责，其中包括迫害宗教人士，法轮功人士，海外民运人士，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西方世界还有所有的国际社会来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只是以新疆作为引子，未来一定会对中国的总体人权进行更强的监督。中共不只扩大对国内群体的镇压，同时加剧了对世界各地人权的侵犯。越来越多国家挺身而出，强烈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恶行。
面对铁证，中共政府的抵赖和反驳是在侮辱世人的智商和良知，污蔑文明世界的共同价值，藐视国际人权法律。不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中共反人类的罪行必将受到正义世界的谴责及国际法庭的审判！

中国民主党党员：敖翠兰
2021年3月25日

中国农民的人权现状

我从小出生在中国农村，靠种地为生。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我从未想过将来的生活会多么波澜壮阔，只想着踏踏实实，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好，即使这样我依旧受到迫害，失去了我赖以生存的土地。我现在有幸从不幸中逃离了出来，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党，也让我开始真正认清中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状况。
谈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人权？人权是人基于人本身而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人权具有属人性、固有性、道德性、利益性等特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民是最纯朴、最听话却最值得同情的群体，特别是一些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域，一家人常年都奔波于生计，根本无法顾及自己所谓的权利，就连那种意识都没有，更不用谈人权了。大部分农民之间一旦产生纠纷或利益损害，他们往往采取一些私了的形式以尽量规避法律，很少涉足法院，就连提到法院这个词都望而生畏，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缺乏，又怎能知道人权为何物呢？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老百姓不能和政府对抗，一旦为了自己的权利抗争，结局也是遭受各种迫害。
人权为什么离农民如此之远，第一、农民缺乏平等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第二、农民缺乏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第三、农民缺乏利益受损后的司法救济。第四、农民缺乏必要的和现实的新闻舆论支持。所以中国的农民只能在谎言和强权的夹击中忍受煎熬了。
要想让人权不再成为农民的阳春白雪而仰望之，只有改变中国的政权体制。只要更多的人从人权意识中觉醒，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就指日可待。

中国民主党党员：熬章凤
2021年03月15日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六四”运动，在这里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六四”运动。1989年，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了北京和一些城市的悼念热潮。这股热潮很快又发展成了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惩治官倒、实行民主的要求，参与者也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扩展到各个社会阶层。在运动受到当局高压的情况下，北京等地的大学生和市民纷纷走向街头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绝食。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当局狗急跳墙，公然派出数十万军队开进北京城，对爱国群众进行武力镇压。6月3日，中共军队的坦克车和开花弹让上千爱国学生和市民血洒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在武力镇压的前后，中共还开动宣传机器，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先后诬陷为“社会动乱”、“反革命暴乱”，将爱国的学生和市民打成“反革命暴徒”。
近数十年来，中共的本能没有改变。面对危机，它仍旧采取旧的方式，镇压、整肃、外加“扯大谎”。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基于北京及其他诸多爆发抗议活动城市的市民的经历与记忆，通过戒严令颁布之前的五月中旬中国报纸和电视上曾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通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文广播以及其他国际媒体的镜头，无数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听到了过去数周发生的事件。清洗掉镌刻在如此众多心灵的图像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的造假工程，它显然是这个政府的杰作。
中共所传达的资讯更是公然无忌的：没有发生什么大屠杀，人民解放军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剿灭了一场暴徒和流氓针对国家的“反革命”叛乱。中共虽然言论上清除了所有民主运动的迹象，但是他们无法抹去所犯罪行的事实。在“六四”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民运领袖积极在海内外开展民主运动，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反人类犯罪的事实。
中国民主党是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宗旨就是推翻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我相信在王军涛主席的带领下一定会推翻中共，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权。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丽静
2021年3月4日

今年以来，面对卷土重来、多点爆发的新冠（中共病毒）疫情，中共除了重新封城及封锁真相外束手无策，对疫情来源亦是一无所知。中共管理的各单位在防疫监控中各有具体职责分工，其中与以往监控最大的不同是新增了一个“大数据发展局”，此举凸显出在防疫名义下的全民监控中，大数据成为实施监控的核心和关键。
具体分工如下：中共传统的暴力机关公安局，如今不仅执行维持秩序等本职工作，还负责“对各个区域的人群进行大数据分析”。交通运输局负责会同大数据发展局、公安局协查跟踪重点关注人员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数据轨迹。市场监管局、海关等单位，负责对冷链食品的进口入关环节、储存运输环节、生产加工环节、销售环节、餐饮环节进行全链条监管。通信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电信、联通、移动三大运营商，在中国人民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透过手机收集中国民众的各种隐私信息。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一直致力推行所谓的健康码，被外界认为是利用大数据监控民众。中共借抗疫之机，已经将“健康码”与中国人进行全面捆绑，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中。若无健康码，中国人甚至连出门买菜、坐车、看病等基本生存权都被当局剥夺。除了“健康码”之外，中共政权还发动了公安、卫生、交通等各部门，透过大数据等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对民众的立体监控，已经将中国人关进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中共让人们忘记了疫情是如何传播，把舆论引向了其抗疫模式的成功，并宣传说疫情凸显“中共制度”优于民主制度。
中共罪恶累累的必然结局就是，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必然导致到处是邪乱和灾祸，中共不亡，天下无安。

中国民主党党员：杨红霞
2021年2月20日